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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维高们的“不幸”与梁锦松的“万幸”/杨涛

时间:2024-05-19 16:59:2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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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维高们的“不幸”与梁锦松的“万幸”

杨 涛


近段时间来,我们明显地感到中央反腐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仅8月份,我们就先后从相关报道中听到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处分,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被双规,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程维高们的落马,我想到了同是在今年7月16日被迫辞职的梁锦松,这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因在增加汽车登记税前为迎接即将诞生的婴儿买车,被指控“突击”买车避税。尽管梁锦松强调买车当时港府仍未决定会否增加汽车登记税,也尽管他决定把加税前后车价差额的两倍捐给一个慈善机构,甚至于特首董建华也认为其只属无心之失,但公众及有关机构仍然不依不饶,梁锦松无奈之下只好辞职了事。梁锦松的无心之失与程维高们的为他人和其子谋利、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贵重物品等恶劣行径是不可同日而语,从违法、违纪的严重性比较看,一般人总是认为香港对梁锦松的处理未免过重,但笔者却不这样认为。人性的问题,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但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梁锦松今天的无心之失可不予追究,换得的可能是明天的贪得无厌,但在香港却不给他以机会。然而,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梁锦松在他无心之失时被追究仅需付出辞职的代价,却不是程维高们的可以恣意妄为、一错再错,最后在不可收拾时一起算总帐,落个开除党籍处分乃至于追究其刑事责任身败名裂的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程维高们是“不幸” 的,而梁锦松却是十足的“万幸”。
这种不幸” 与“万幸”缘何而来?考究其中,我们只能得出制度使然,良好的制度使魔鬼成天使,纰漏的制度使天使成魔鬼。这种制度上的区别与差异,主要从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运行的状况是否良好互动得以辨析。
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运行上看,首先,代表公众眼睛的新闻舆论能否有充分的自由,有效地监督权力的运行。在梁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新闻媒体在该事件中穷追不舍,身为高官的梁锦松并无控制媒体的权力,面对媒体是无可奈何,只有百般辩解,以求得公众的支持与理解。而对程维高们来说,媒体是其管辖下的相当于行政机关的单位,他们总是可以直接控制或间接干涉当地媒体的生存发展进而钳制言论。所以程维高主政十年,丑闻不断,却不见有披露于报端,倒是歌功颂德不少,媒体自由话语的缺失,是其“不幸”根源之一。其次,公民的控告、申诉、举报能否自动启动对权力的审查,而无须来自更上一级的权力的自上而下督促,来自领导的批示,上一级的权力的恩赐。有报道称香港一名警长公开称要向廉政公署举报梁锦松,后来廉署果然调查了梁,公民的权利当然地启动对权力的审查。而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举报程维高,历经八年,换来的却是丢掉工作、劳教两年,最后是要惊动中纪委才平反冤屈,可见在河北的一亩三分地上,没有谁能启动审查程维高的程序,权利在权力的压制下毫无生存空间。
权力对权力之间的运行上看,首先要看的是立法机关(在大陆是权力机关)能否对行政执行机关进行有效制约。梁锦松为买车的事是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地接受香港立法会的质询,立法权强有力地制约的行政权的恣意。但程维高们却少有受有关机关的质询,更不用说为此辞职。在各级人大,尽管对“一府二院”的监督有所加强,但远远不够,我们鲜有听到有高官在质询后免职或辞职。在各级地方党委,议行合一、决策者又是执行者的体制,使党内有效的制约机制难以形成,党的一把手的权力无法有效受制约,很多情形下,党内决策是否民主往往取决于一把手的良心与道德自律。其次,是司法、执纪权的行使上,是否能独立自主,只服从于法律与纪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与个人的干涉。廉政公署调查梁锦松,特首尽管同情这位得力下属,但对于廉署的调查,也是一筹莫展,并无干涉。原河北省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刘善祥追查一个案件,还未牵涉到程维高,却已是无法查办了。我们的平级的监督并没有真正建立,监督失控。而中国特色的强有力的监督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但上级是人力有限、情况不熟,而且监督也往往是事后进行,监督真空形成巨大的腐败温床。所以为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特别是对省部级的监督,才有中央巡视组的诞生。
面对权力的恣意妄为,公众舆论患上群体失语症,公民控告石沉大海甚至于惹上牢狱之灾,权力对权力无法有效制约,平级司法、执纪机关无从独立,使程维高们忘乎所以,积少成多、坐大成势,丧失小错及时纠正的机会,最终落个身败名裂,追悔莫及。比起梁锦松的仅仅辞职而言,制度带给程维高们的,难道不是“不幸” 吗?
所以,加大反腐力度是深得民心的大事,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更要建立我们缺失的某些制度,从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良好互动运行两方面着手,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使腐败消失在萌芽时期。这是预防腐败的要求,也是保护我们的官员不致于陷入深潭、万劫不复的需要。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关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管理的若干规定

北京市政府 市专利局


关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管理的若干规定
市政府 市专利局



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促进专利实施,推动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其它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一、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管理。
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是合同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为有偿使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确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三、市归口业务主管部门和市专利管理局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专利管理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允许指定单位实施重要发明创造专利时,应协调实施专利的当事人双方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四、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订立应采用书面形式并使用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的统一的技术合同文本。
五、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条款,由合同当事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约定,并应包括:
(一)专利号或专利申请号;
(二)专利申请、专利公布(公告)、专利批准的日期;
(三)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种类;
(四)维护和保护专利权;
(五)实施义务;
(六)专利技术的改进;
(七)专利纠纷的处理。
专利申请文件、与实施专利技术有关的技术资料、实施专利的当事人双方有关修改合同的往来信件等,可根据当事人协议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六、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签订后,许可方或中介方应到市专利管理局技术合同登记处申请登记,经审核认定,发给登记证明。当事人凭登记证明到银行、税务部门办理提取专利使用费、奖金和减免税手续。未经登记者,银行不得支付专利使用费和奖金,税务部门不予减免税金。
七、当事人进行登记时,应填写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表并提交三份合同副本,技术合同登记处汇总后上报中国专利局和北京技术市场协调指导办公室备案。
八、技术合同登记处应按下列规定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进行审核:
(一)当事人的资格;
(二)专利权的合法性;
(三)有关专利条款的合法性;
(四)合同内容是否属于专利许可贸易;
(五)合同中所规定的提取奖金比例是否符合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
九、技术合同登记处应按照《关于技术交易合同登记的若干规定》认真履行职责,提高办事效率。合同审核工作必须从接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办理完毕。
十、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履行中发生专利纠纷时,当事人双方可通过协商或请中介方帮助调解。当事人不愿意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可根据合同中的专利纠纷的处理条款或事后达成的调处协议向市专利管理局申请处理。也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市专利管理局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市专利管理局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一、在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履行中发生非专利纠纷时,当事人应根据《技术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技术合同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三、本规定由市专利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并解释执行中的具体问题。
十四、本规定自1988年4月1日起实施。



1988年3月25日
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77亿,占我国人口总数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亿,占我国人口总数的8.87%。与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各上升了2.93和1.91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老龄人口数呈逐年递增趋势,这表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种矛盾,其中老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给刑事审判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笔者通过审理的相关案件就老年人犯罪特点及对策进行相关简析。
一、老年人犯罪的主要特点
1、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老年人所受文化教育较少,更谈不上法制教育。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今社会,许多老年人想法偏激,仍凭借自己的经历和习惯来处理纠纷,容易使矛盾激化,导致犯罪的发生。笔者审理一起纪某(63岁)故意伤害案,主要起因是纪某与其子发生家庭矛盾纠纷,因其子殴打纪某,纪某一气之下持刀刺穿其子右臂动脉血管,导致被害人失血过多死亡。该案体现了一些老年人法律意识淡薄,遇事按“老理”行事,不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从而导致犯罪。
2、暴力型犯罪较少,多为盗窃、放火、强奸、猥亵等犯罪。基于老年人社会经历多、阅历资深,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的他们,其犯罪手段、犯罪方法多选择智能、隐蔽、平和等方式,犯罪地点多选择偏僻地方。侵害对象多选择自卫能力较弱的女性、老人、儿童及残疾人。如郭某(70岁)强奸案,多次以物品相诱将一名弱智流浪女骗至家中,并发生性关系。案发前康某(60岁)竟已将该女留在家中共同生活达半年之久。
3、独居、生活拮据。现在,几世同堂家庭生活方式已不多见,更多的是老人与子女分居生活,加之离婚、丧偶等一些原因,独居老人明显增多。因与子女见面较少,与亲人交流不多,这就使老年人容易产生孤独感、无助感和被遗弃感,有怨气无人诉说,无处发泄。遇事容易产生极端想法,不惜用犯罪手段解决问题。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和生理也随之衰老,劳动能力减弱,经济收入随之减少,维持正常生活产生困难时,便引发了犯罪之念。如李某(60岁)盗窃案,趁被害人将皮包放在一旁购物选货,将皮包盗走,包内有现金4000余元及价值3000余元手机一部,李某当庭供述没想到包内有这么多钱,偷包的目的只是想包内有几百元钱,只为解一时之用。
4、社会疏于防范。在人们的印象中,老年人多为善良、慈爱、与世无争。很难将他们与犯罪联系在一起,进而思想上疏于对他们的防范,给老年人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也使他们产生扭曲的侥幸心理,有些老年罪犯往往存在错误思想,自己年岁大了,犯一些“错误”,人们也会原谅,不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有恃无恐的做一些违反法律事情。
二、针对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1、有针对性的加强法制教育。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不强,甚至是文盲、法盲。所以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通过讲法制课,播放宣传片,以案讲法,以案释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将公开审理案件移至案发地进行开庭,使可能一辈子没有去过法院的群众能切身体验到法庭的庄重,法律的威严。产生敬畏心理,不敢触及法律的红线。起到预防犯罪、震慑犯罪的双重作用。
  2.加强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目前,我国随已建立了较完备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但相对的福利保障辐射面不够完全。社会养老基金来源,尚处在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这就使一些老年人因无力承担须先交付的部分款项,而无法被列入保障体系。各级政府要加大对社会养老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社会福利体系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社区保障,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3、兴建适合老年人文化活动场所。老年人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有着较为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社会阅历,为国家的各项建设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些老年人刚从工作岗位上离(退)休下来,一时还不适应眼前这样安逸的生活,在他们思想和精神上都会产生空虚感。这就需要社会的相关部门如工会、社区等要兴建一些老年活动中心 ,丰富老年人的娱乐活动,使他们老有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