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证据规则研究

黄士元 吴丹红*


内容摘要：品格证据规则作为证据法学的重要内容，并没有得到我国证据法学界的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品格证据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只是可能带来推理性偏见和伦理性偏见。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判例较为合理地解决了这一冲突，值得我国借鉴。
关 键 词：品格证据 逻辑相关性 偏见

随着证据立法提上日程，我国的证据法学研究也日趋深入，但笔者遗憾地发现，我国证据法学界并没有给品格证据规则以应有的关注，不仅迄今无专文予以论述，就是一笔带过时也不乏偏颇和武断。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学中，品格证据规则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以至于众多的判例、立法与学者专著莫不与之相关，并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笔者在此作一些粗浅的研究，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那些最为频繁出现的相关性难题中，有很多都是关于品格证据的①。由此品格证据成为证据法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并与传闻证据一起称为证据学上的两大难题。它不仅包括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还包括被害人、证人的品格证据；不仅包括良好品格证据，还包括不良品格证据。
品格（character）是指某人以特定方式思考、感受和作出行的倾向性。“在证据法条文中，它至少包括三种明确的含义，第一，是指某人在其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声名；第二，是指某人的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第三是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等。”②
良好品格可用下列方式来证明：在社区中的好名声（repute），别人对他的良好评价（opinion），没有犯罪记录，在其他场合的各种善行等。相应地，不良品格可以用下列方式来证明：在社区中的坏名声，别人对他的不良评价，以前的有罪判决，其他不名誉行为，有犯过罪的同伴③，有证明有罪或不道德的物品（如恋童癖文学）等④。
品格证据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道德意味，关涉到某人的道德品质和是非评价。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以下常用来描述品格的词汇感受到：诚实（honest），欺诈（dishonest），温和（peaceful），有暴力倾向（violence）⑤。由此，对某人品格的调查往往局限于其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善良还是邪恶的考虑。当然，随着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和被法学接受，品格这一概念注定要包括更多的内容⑥。
（一）良好品格证据之相关性
在对良好品格证据之相关性进行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界定一下相关性的内涵。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规定：“‘相关证据’是指某一证据在确定任何对案件的判决有因果关系的事实是否存在时，比缺乏此证据更能说明此种事实可能或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某证据趋向于提高或降低案件事实存在的可能性，那它就具有相关性⑦。该定义没有对证据的证明程度（即提高或降低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程度）提出任何要求，认为只要具有最起码的逻辑证明力，就应该被认为具有相关性。这一定义在美国被广泛接受。这里，我们也在此种意义上使用相关性概念。
普通法系国家的长期的司法实践一直都允许被告提出证明自己品格良好的证据，以表明自己是无辜的。其理由是被告的良好品格对被告是否有罪这一争议具有相关性。人类世世代代所积累的经验表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的行为都不是任意的，不可预测的，而是由行为者的心理特质所支配的。苏力教授认为：“只要社会制约没有重大变化，从生物学上看，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程度是重复自己先前的行为、视角和分析理解问题的方式，否则他/她就会呈现出必定为社会所拒绝的多重人格。其实，即使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重复的人，.......。”①这样，如果被告被证明无犯罪记录并性格温和，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是个守法公民，是个“好人”，因此不可能实施被指控的杀人行为。而该被告的辩护理由可能就是：“我根本就不是会实施杀人行为的那种人。”由此，良好品格证据不仅具有预测性（即表明被告不可能做出被控的与其性格不符的犯罪行为），②还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证明性。
当然，良好品格证据的证明作用是有限的。一个一般情况下很诚实的人至少在有些时候就不那么诚实，而我们认为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在很多情况下面对逆境却可能保持心态平和③。对证明价值这么小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不仅会花费很多时间，实际上还提高了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对品格良好者，法官判定其有罪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要求证据更充分些，以防止误判）。但是考虑到被告的公正合理的要求(即通过提出品格证据以证明自己不是犯被控之罪的那种人从而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考虑到法律中控辩双方的角色（被告尽力证明自己无辜，而政府欲监禁被告必须有正当的理由），我们仍有必要在品格证据具有上述缺陷的情况下采纳之④。另外允许被告提出其良好品格证据还跟事实审理者的道德选择有关。此道德选择就是不愿惩罚一个品德良好的人。根据的判决合理性理论，事实审理者不仅决定着被告是否有犯罪行为，还决定着定罪对被告来说是否罪有应得。毕竟有罪判决不仅意味着监禁和罚金，还是道德选择的公开宣称，与其相连的耻辱和污名会损害被告在社区中的道德地位，并从长远看来，这可能产生比刑罚本身更坏的影响。因此事实裁判者往往不愿惩罚品德良好的被告。在审判中他们如果认为被告虽有犯罪行为，却品德良好，在道德上值得同情，就会（1）对证明标准进行字面上的解释，甚至进行修正，除非被告的犯罪行为被证明无任何可以想象得出的怀疑（无论该怀疑是否合理），才会判被告有罪，（2）在及其特殊的情况下，直接运用“陪审团衡平”（jury equity）⑤权利判被告无罪。当然陪审团不用述明判决理由的权利可以掩饰衡平权的运用。
另一方面，如果被告在法庭上作证，为自己辩护，那么他的品格良好的证据就与其证言的可信性（credibility）具有相关性。就是说，他可以提出证明自己品格良好的证据以表明：他不是那种在重大事情上撒谎的人，他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他的证言和陈述应被认为是真实的。同样，被告之外的证人（被告如作证的话，其在作证时的身份也是证人）的良好品格证据也可证明其证言的可信性。
综上所述，被告的良好品格证据不仅与其是否有罪直接相关，在其出庭作证时还与证言的可信性有关，而证人的良好品格证据仅与其证言的可信性有关⑥。
（二）不良品格证据的相关性
无论如何，法律都不允许被告通过宣称自己并不具有的良好品格来误导事实审理者。当被告有如此行为时，为达到理性证明之目的，控方应有权提出证明被告品格不良的证据以反驳被告之错误主张。
如果被告没有提出证明自己品格良好的证据，控方是否可以主动提出证明其品格不良的证据呢？对等推理（parity of reasoning）表明，既然良好品格证据具有相关性，其存在比不存在可以使犯罪事实更不可能，那么不良品格证据也应具有相关性，其存在比不存在可以使犯罪事实更有可能。由此法律的对称性（the symmetry of the law）要求人们至少承认不良品格证据具有逻辑相关性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被告的过去的犯罪行为和现在被指控之罪行有惊人相似性之时①。当然，人类长期的观察和经验也表明：人类行为具有重复性和模式化的特征。惯犯的存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对10.9万释放犯人的追踪调查，其中63%后来又被逮捕，他们重新犯罪的结果是：2300杀人罪，3900性暴力罪，1.7万抢劫罪，2.3万攻击罪。调查结果还显示，32%已经破案的杀人罪是由假释、缓刑或保释人员所犯。兰德公司在80年代的一项跟踪调查研究表明，1672名缓刑人员在四年内有51%的人被再次逮捕，并审判定罪②。日本的统计结果与此相似，恐吓犯的再犯罪率大约为70%左右，伤害罪为60%-70%，强盗犯50%-60%，强奸犯为40-50%，杀人犯为30%-40%③。
事实上，人们已普遍认为不良品格证据具有一定的证明价值。这可以从以下两个事实上得以证明。第一，各国侦查机关在确立某罪行的实施人时，大多先从具有前科者或在当地名声不良者开始着手调查。这可以说是对品格证据的合理运用④，毕竟品格不良者比品格良好者更可能犯罪。第二，在牛津举行的模拟审判表明：相对于得知被告以前不曾犯罪（或虽曾犯罪，但所犯之罪与本案被控之罪毫不相似）而言，模拟陪审团在得知被告以前犯有同类罪行时，经过仔细考虑，认为被告更有可能犯被控之罪⑤。这也就表明，公众认为曾有同类罪行之人比不曾犯罪者（或虽曾犯罪但所犯之罪与本案被控之罪不同者）更可能实施被控之罪。
以上论述仅是说明不良品格证据在一般情况下具有相关性，至于具体不良品格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及相关性之程度还与以下三个变量有关：①该证据在多大程度上证明被告之不良品格的存在。如果该证据本身是虚伪的，那么它当然不能证明被告之不良品格的存在，也就不具有相关性。②被告的不良品格是用来证明什么的，即不良品格证据的证明对象是什么。简单说来，证据的证明对象包括犯罪意图（mens rea）和犯罪行为（actus reus），前者是指被告承认有被刑法禁止之行为，但否认有定罪所不可缺少之意图，而后者是指被告否认有被刑法禁止之行为。根据英国证据法，用来证明被告已承认之罪行并非出于意外的证据和用来证明被告对其已承认之罪行有不良动机（mens rea）的证据，都不可以用来证明被告所否认的另一指控的存在（actus reus）。例如，被告承认有触摸一女孩之行为，但不承认有犯罪意图，那么其拥有的恋童癖文学则可以证明此犯罪意图（意图不正当骚扰）的存在。但该证据没有足够的相关性去证明被告所否认的另一独立之此类行为⑥。③案中其他证据状况。案中其他证据越少，不良品格证据要证明的事实就越多，对其相关程度的要求就越高。在Ball案⑦中，某兄妹在1908年以前的乱伦行为被采纳用来证明1908年后这一行为仍然存在⑧。上议院认为，考虑到其余证据已证明他们在1908年后仍共用一床，他们曾经相互拥有的“罪恶感情”（guilty passion）应具有非常高的证明价值。Hoffmann同时强调，如果其余证据证明兄妹已分用两床，案件结果就可能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以前之乱伦关系将不足以证明1908年后二人仍保持这一关系。
另外，如果被告在法庭审判中为自己辩护，那么他的不良品格证据就可能不仅与其是否犯罪直接相关，还与其证言的可信性有关，即对方可以用被告的不良品格证据证明被告是如此不可信，以至于他的证言和陈述不应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其余证人的不良品格证据仅与各自证言的可信性有关。
（三）不良品格证据的偏见性影响
普通法的法院与现代成文法的起草者都认为品格证据不仅证据力不大，还会转移事实审理者的注意力，使案件的主要问题偏离到一些旁道枝节上去，导致时间的浪费和不正当偏见①。其中可能导致的偏见包括推理性偏见（reasoning prejudice）和伦理性偏见（moral prejudice）。
推理性偏见是指判决的得出并不是来自对不良品格证据的相关性的适当评价，而是给了它们过高的证明价值。这种偏见的产生有时是审理者统计性无经验（statistical naivety）的结果，即事实审理者认为该证据足够证明被告就是罪犯，而事实上它只是使被告成为更可能犯此罪的很多人中的一人。例如，某人经常打破厨房窗户窃取财物这一证据并不能完全证明他就是最近发生的此类犯罪的实施者。毕竟，可能还有很多窃贼也使用这种方式。推理性偏见还表现在审理者因被告犯罪记录的影响而不再充分考虑被告的无罪辩护，或降低案件的证明标准，在案件没被证明到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就判被告有罪②。
伦理性偏见的产生来自于不良品格证据本身的属性，而不象推理性偏见那样来自于从中得出的相关性推理。如果不良品格证据表明被告是一个在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人，审理者（特别是陪审团）可能会深受这种厌恶感的影响，以至于愿意定其有罪，而不再考虑该证据的证明价值。对此，审理者在内心中可能基于以下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虽然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告犯被控之罪，但象他这样品质恶劣之人一定已犯有其它罪行，理应受到惩罚（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其它罪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已由品格证据证明，但是或不足以被起诉，或虽已被起诉却已判无罪，或已被起诉也已判有罪，只是本案审理者认为判刑过轻③）。（2）即使被告没犯被控之罪，也应受到刑罚处罚（如予以监禁），以防止社会受到其因品格不良而将来必犯之罪的侵害。伦理性偏见使有罪判决建立在对刑事司法基本原则（人们只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不能因为自己的品格受到处罚）的违反上，由此此判决不具有道德权威性，也就不具有合理性。

品格证据（特别是不良品格）仅具有较小的证明价值，却可能带来较大的偏见性影响及时间浪费。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和立法是怎样处理此类证据的采纳问题的呢？
（四）英美法系国家有关品格证据的立法和判例
A. 英国
英国法有关被告品格证据的一般规则是：起诉方在审判中不可提出此类证据。这一规则有两大例外：（1）在刑事诉讼中，被告可以提出自己品格良好的证据。如果被告提出了此类证据，起诉方就有权提出被告品格不良的证据，以反驳被告提出的证据。控方的这一权利被称为是其享有的普通法权利④。（2）1898年以前，被告不能作为证人提出证据。《刑事证据法》改变了先前的做法，允许被告提出对其有利的证据（当然，他也可以选择不这样做）。同时，该法规定，如果被告作为证人提出证据，起诉方对其进行盘诘时，一般不能提出以下问题（即使此种问题已提出，被告也不应被要求回答）：他曾经犯过罪，或曾被判过罪，或曾被指控犯了罪，或其品格恶劣等问题，除非①先前之罪可以证明被告犯了现在被控之罪；②被告或其律师为了证明被告之良好品格而向控方证人提问，或被告提出了证明自己品格良好的证据，或辩方辩护之性质或行为涉及到起诉方、控方证人或已死亡被害人的品格的指摘；③被告提出了对其他同案犯不利的证据。其中②③两种情形被人们认为是被告以自己的行为把自己的品格置于争议之中，并且判例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控方所提出的被告不良品格证据仅与被告的可信性有关，而与其是否犯罪无关⑤。
1．良好品格证据
被告在成为法律上适格（competent witness）证人之前，他提出自己品格良好证据的目的是使陪审团考虑具有这种品格之被告是否可能犯被控之罪①。也就是说，此时，被告之良好品格所关联的是被告是否犯罪这一问题。现在被告成为适格证人，可在法庭上作有利于自己的证言，其良好品格证据的证明对象也有所改变。Reg.v.Bellis②案中，Widgery J法官认为良好证据主要关涉的应是被告的可信性，而Reg.v.Bryant③案中法官认为良好品格证据只与被告的可信性有关。这样判例似乎有这么一种趋势，即更加偏重良好品格证据对作证之被告的可信性的证明作用，而有意忽视甚至否定其对案中被告是否犯罪的证明作用。1989年，Waterhouse J法官使这一趋势有所逆转。他指出，法官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根据案件情况可以（但不是必须）提到下面这一点：在考虑被告是否实施被控犯罪的那种人时，良好品格证据可以作为一个考虑因素。只是Waterhouse J法官仍强调被告之良好品格主要关涉的是被告的可信性。1993年，Taylor of Gosforth CJ法官在R.v.Vye④案中作出了现在来说比较权威的有关这方面的判例。他认为无论被告是否作证，其良好品格证据都不仅应适用于证明被告的可信性，还应适用于证明被告是否是实施被控犯罪的那种人从而可能实施犯罪。同时他指出，初审法官有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对陪审团进行指示的具体方式，从而决定是强调良好品格证据在证明被告是否犯罪方面可能具有较大的证明作用还是强调其具有有限的证明作用（这一指示有时被称为“Vye指示”）。1995年，Stern法官对Taylor of Gosforth CJ法官的论述作了适当的修正，指出，即使被告没有犯罪前科，如果法官认为给陪审团做“Vye指示”将是对常识的践踏（insult to common sense），他就有权拒绝作出这种指示。这也被称为是法官在就品格证据做指示时所享有的有限的剩余裁量权（residual discretion）⑤。同年，Evans 法官采取了与Stern 法官相似的姿态，指出当被告品格不完全良好时，法官有权裁量作出是否给予“Vye指示”。他还指出在被告品格良好时，被告有权法官要求给陪审团作“Vye指示” ⑥。
英国法认为，被告的品格是不可分的（indivisible）。Humphreys J 法官提出：“在我们的程序中不存在这种事：不良品格中的一半付与争议而另一半不付与争议。” ⑦ Simon LC子爵也指出：“把品格交付争议的被告应被认为是把他过去的所有履历（record）都交付争议。他不能一方面提出证据证明自己在某特定方面的良好行为，另一方面不允许对方调查能反驳自称良好品格的其他行为。”⑧近来，法律委员会建议废除上述“不可分”原则，认为交叉询问只应涉及到被告所交付争议的那部分品格⑨。
2． 不良品格证据
一个世纪以来，英国法官都在尝试着通过可采性规则来解决被告不良品格证据的证明作用和偏见性影响之间的冲突问题。现在，普通法为解决这一冲突已建立了如下规则：控方不可提出被告的不良品格证据，除非这些证据有足够程度的证明价值，使采纳它成为正当，即使这些证据会带来偏见性影响。这一规则经由三个著名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而确立。笔者拟通过分析这三个判例以达到对这一规则的理解。
（1）Makin.v.att-Gen .for New South Wales⑩
该案中，被告（一对夫妇）被指控谋杀婴儿；该婴儿尸体在此夫妇住处的后院里被发现；有证据证明该婴儿的母亲让此夫妇收养了该婴儿，并答应每月付给他们抚养费（数目不足维持孩子的生活）；有其他间接证据表明被告一收养该婴儿就杀了他；被告做无罪答辩。为了反驳被告可能提出此婴儿是意外死亡的辩护（事实上被告并没有提出），控方提出了以下证据：在被告以前住处的后院里发现了13个婴儿的尸体。这些婴儿也是由被告收养，并因之而取得报酬。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认定，控方提出的有关十三个婴儿的尸体的证据和被告因收养这十三个婴儿而获得报酬的证据可以用来反驳本案中婴儿死于意外事故的辩护。其中，Lord Herschell阐述了以下著名原则：控方不能为了使事实审理者得出这一结论（“被告的其它犯罪行为或性格表明他犯有正在审理之犯罪行为”），而提出证明被告犯有没被起诉书所包含之犯罪行为的证据；另一方面，如果上述证据与案件争议有相关性，或可证明被控之犯罪行为是出于意外还是刻意设计，或可用于反驳被告可能提出的辩护理由，则可以被采纳。
Lord Herschell 的表述实际上包括两条规则。第一，“被告犯有其它罪行证明他有犯罪倾向，从而更有可能犯有被控之罪”这一推理链条是不被允许的。即如果这些品格证据的提出仅仅是为了得出上述推理结论，那它就不应被采纳。第二，如果品格证据能证明被告进行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图（mens rea）或可反驳被告可能提出的辩护理由等，那它就可以被采纳。
分析这两条规则，我们会发现Lord Herschell所禁止的只是一种推理方式，而不是一种证据。也就是说，他比较了两种形式的推理方式，一种是从被告的其它犯罪行为得出他有犯罪倾向，从而又推理出他可能犯被控罪行，另一种也是从被告的其它犯罪行为出发作出推理，但是不需经过被告有犯罪倾向这一环节，而直接证明被告的犯罪意图或反驳被告可能提出的辩护理由。前一种推理应被禁止，后一种推理因与特定争议相关联而应被允许。
本案中，另外十三个儿童的被杀和被告得到这些孩子的抚养费的证据的运用不是建立在被告有犯罪倾向这一环节之上，而是直接证明被告可能的辩护意见（本案儿童死于自然原因）是不成立的。其推理过程如下：假设该儿童死于自然原因，那么这十四个孩子死于同一原因也就太巧合了，因此这种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其他唯一可信的解释是：Makin夫妇把他们全都杀死了（当然，这一结论的得出还要考虑到被告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动机，并且这些尸体全部发现在他们的后院里）①。
在把Lord Herschell规则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案件中时，法官们遇到了两大难题：①被告有特定犯罪倾向并因此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品格证据，在很多重要案例②中确实具有很大的证明价值。严格地禁止第一种推理不具有操作性，因此也不为法官们所拥护。②该规则第二条有鼓励律师与法官设立特定种类相关性的嫌疑，导致只要某些品格证据能与下列特定问题相关：计划（system）、身份（identity）、无知之交往（innocent association）、无知之目的（innocent purpose）等，即可被采纳，即使这些证据并不具有证明价值。而不属于这些种类的证据，即使具有较大的证明价值也不能被采纳。另外，此规则还要求创立很多不必要的技术性规定，如发生多少次相似事件才可以构成一个“计划”③。
（2）DPP.v.Boardman④
该案中，法官们认为品格证据的采纳并不依赖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方式（推理方式），而主要与其相关性的程度有关。在一般情况下，不可采纳品格证据以证明被告有某种倾向，从而更可能实施被控行为。但是如果当时的环境使该证据具有如此的相关性，以至于排除它将是对常识的公然违反，那么该证据就应被采纳。由此，判断此种证据是否被采纳，说到底只是个（相关性）程度问题。只有具有较高的证明价值的品格证据才可被采纳。法官们同时指出，如果某品格证据事实与本案事实有“惊人的相似性”（striking similarity）或“根本的一致性”（underlying unity）或“独特的相似性”（unique similarity ），以至于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以至于在采纳它的情况下只有那些过分谨慎（ultra-cautious）的陪审团才会判被告无罪，那它就有足够程度的相关性，就可以被采纳。也就是说，品格证据的采纳只能是例外的（exceptional），需要这种证据具有很高的证明价值，而不能仅仅是提高或强化（raise or strengthen）被告犯被控之罪的嫌疑⑤。
这里有两个问题有待澄清：①Makin判例的地位问题。当然，此判例并没有被废除，有三个法官引用了它。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明确地运用它来裁定案件，还给其投上了疑点。Lord Cross指出，有时证明某人有犯罪倾向的证据有较大的相关性，这就隐晦地否定了Lord Herschell所作出的两种推理方式的区分。Lord Wilberforce则认为，以符合特定种类的相关性为由采用某些品格证据的方法是一种规避裁量排除规则的似是而非的方法，从而表达了对第二条规则的不满。②虽然法官们清楚地表明，具有“惊人相似性”的证据可以被采纳，但是并没有表达清楚是否品格证据必须达到这一要求才可被采纳①。
1975-1991年，这两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虽然大部分上诉法院的判例引用了DPP.v.Boardman判例，仍有不少判例引用了Makin判例。至于“惊人相似性”问题，也存在两种相反的趋势。一些案例把“惊人的相似性”解释成“极不寻常的（unusual）”或“特有的（peculiar）”相似性，足以象被告的“签名（signature）”或“品质证明（hallmark）”一样。而另一些案例则把其解释成具有明显的证明价值，即只要求其与被控的犯罪行为有一种“基础性的联系（underlying link）”即可。这些都无疑给法庭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在特定案件中可以选择他们认为适合的任何采纳标准②。
（3）DDP.v.P③
国务院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批复》予以发布）
　
　　为了合理使用海域、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以下简称《区划》）。
　　海洋功能区划是根据海域区位、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开发利用的要求，按照海洋功能标准，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能区，目的是为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用海保障。《区划》的范围包括我国管辖的内水、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其他海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毗邻海域除外）。
　　一、我国海域开发利用与保护状况分析（略）
　　二、《区划》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中心，以保护和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提高海域使用效率、遏制海洋生态恶化、改善海洋环境质量为目标，从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现实与未来发展需要出发，协调好与其他涉海规划、区划的关系，科学合理划定海洋功能区。
　　（二）原则
　　1、按照海域的区位、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等自然属性，科学确定海域功能；
　　2、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统筹安排各有关行业用海；
　　3、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海域可持续利用，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4、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5、保障国防安全，保证军事用海需要。
　　（三）目标
　　建立起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洋开发利用秩序，实现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海洋的需求。
　　2001-2005年，加强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管理，逐步调整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用海项目，实现重点海域开发利用基本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控制住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
　　2006-2010年，严格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实现海域开发利用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海洋经济稳步发展。
　　三、全国海洋功能分区
　　我国管辖海域划定十种主要海洋功能区。每种海洋功能区的开发保护重点和管理要求如下：
　　（一）港口航运区
　　是指为满足船舶安全航行、停靠，进行装卸作业或避风所划定的海域，包括港口、航道和锚地。要保证国家和地区重要港口的用海需要，重点保证有权机关批准的新建深水泊位和航道项目的用海要求。港口航运区内的海域主要用于港口建设、运行和船舶航行及其他直接为海上交通运输服务的活动。禁止在港区、锚地、航道、通航密集区以及公布的航路内进行与港口作业和航运无关、有碍航行安全的活动，已经在这些海域从事上述活动的应限期调整；严禁在规划港口航运区内建设其他永久性设施。港口水域执行不低于四类的海水水质标准。
　　（二）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
　　是指为开发利用和养护渔业资源、发展渔业生产需要划定的海域，包括渔港和渔业设施基地建设区、养殖区、增殖区、捕捞区和重要渔业品种保护区。国家将保证重点大型渔港及渔业物资供给和重要苗种繁殖场所等重要渔业设施基地建设用海需要，保证局部近岸海域和海岛周围海域生物物种放流及人工鱼礁建设的用海需要，确保重点渔场不受破坏。其他用海活动要处理好与养殖、增殖、捕捞之间的关系，避免相互影响，禁止在规定的养殖区、增殖区和捕捞区内进行有碍渔业生产或污染水域环境的活动。养殖区、增殖区执行不低于二类的海水水质标准，捕捞区执行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国家设立重要渔业品种保护区，保护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渔业品种及其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游路线等栖息繁衍生境。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保护区内从事捕捞活动；禁止捕捞重要渔业品种的苗种和亲体；禁止在鱼类洄游通道建闸、筑坝和有损鱼类洄游的活动。进行水下爆破、勘探、施工作业等涉海活动应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防止或减少对渔业资源的损害。
　　（三）矿产资源利用区
　　是指为勘探、开采矿产资源需要划定的海域，包括油气区和固体矿产区等。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应选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期和方式，把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严格控制在油气勘探开发作业海域进行可能产生相互影响的活动；禁止在海洋保护区、侵蚀岸段、防护林带毗邻海域及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越冬场和索饵场开采海砂等固体矿产资源；严格控制近岸海域海砂开采的数量、范围和强度，防止海岸侵蚀等海洋灾害的发生；加强对海岛采石及其他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管理，防止对海岛及周围海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四）旅游区
　　是指为开发利用滨海和海上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需要划定的海域，包括风景旅游区和度假旅游区等。科学确定旅游区的游客容量，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加强自然景观、滨海城市景观和旅游景点的保护，严格控制占用海岸线、沙滩和沿海防护林的建设；旅游区的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必须实现达标排放和科学处置，禁止直接排海。度假旅游区（包括海水浴场、海上娱乐区）执行不低于二类的海水水质标准，海滨风景旅游区执行不低于三类的海水水质标准。
　　（五）海水资源利用区
　　是指为开发利用海水资源或直接利用地下卤水需要划定的海域，包括盐田区、特殊工业用水区和一般工业用水区等。重点保证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大型盐场建设用海需要。限制盐田面积的发展，严格控制盐田区的海洋污染，原料海水质量执行不低于二类的海水水质标准。特殊工业用水区是指从事食品加工、海水淡化或从海水中提取供人食用的其他化学元素等的海域，执行不低于二类的海水水质标准。一般工业用水区是指利用海水做冷却水、冲刷库场等的海域，执行不低于三类的海水水质标准。
　　（六）海洋能利用区
　　是指为开发利用海洋再生能源需要划定的海域。海洋能的开发应以潮汐发电为主，适当发展波浪、潮流和温差发电。潮汐发电以浙江、福建沿岸为主，近期重点开发建设浙江三门湾、福鼎八尺门等三个潮汐发电站；波浪发电以福建、广东、海南和山东沿岸为主；潮流发电以舟山群岛海域为主；温差发电以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为主。
　　（七）工程用海区
　　是指为满足工程建设项目用海需要划定的海域，包括占用水面、水体、海床或底土的工程建设项目。海底管线区指在大潮高潮线以下已铺设或规划铺设的海底通信光（电）缆和电力电缆以及输水、输油、输气等管状设施的区域；在区域内从事的各种海上活动，必须保护好经批准、已铺设的海底管线；严禁在规划的海底管线区域内兴建其他永久性建筑物。海上石油平台周围及相互间管道连接区一定范围内禁止其他用海活动；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石油平台周围海域环境。围海、填海项目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可能导致地形、岸滩及海洋环境破坏的要提出整治对策和措施；严禁在城区和城镇郊区随意开山填海；对于港口附近的围填海项目，要合理利用港口疏浚物。
　　（八）海洋保护区
　　是指为保护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种、经济生物物种及其栖息地以及有重大科学、文化和景观价值的海洋自然景观、自然生态系统和历史遗迹需要划定的海域，包括海洋和海岸自然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海洋生物物种自然保护区、海洋自然遗迹和非生物资源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要在海洋生物物种丰富、具有海洋生态系统代表性、典型性、未受破坏的地区，抓紧抢建一批新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是指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需要划定的海域，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
　　（九）特殊利用区
　　是指为满足科研、倾倒疏浚物和废弃物等特定用途需要划定的海域。包括科学研究试验区和倾倒区等。科学研究实验区禁止从事与研究目的无关的活动，以及任何破坏海洋环境本底、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活动；倾倒区要依据科学、合理、经济、安全的原则选划，合理利用海洋环境的净化能力。加强海洋倾倒区环境状况的监测、监视和检查工作，根据倾倒区环境质量的变化，及时做出继续倾倒或关闭的决定。近期重点保证国家大中型港口和河口航道建设与正常维护的疏浚物倾倒需要。
　　（十）保留区
　　是指目前尚未开发利用，且在区划期限内也无计划开发利用的海域。保留区应加强管理，暂缓开发，严禁随意开发；对临时性开发利用，必须实行严格的申请、论证和审批制度。
　　四、重点海域的主要功能
　　本次海洋功能区划涉及的重点海域包括：近岸海域、群岛海域及重要资源开发利用区。
　　（一）渤海
　　渤海是我国的内水，大陆海岸线从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角至山东半岛北部的蓬莱角。重点海域包括：
　　1.辽东半岛西部海域
　　包括辽宁省大连市老铁山角至营口市大清河口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营口、旅顺、八岔沟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复州湾、金州盐田区，盖州、长兴岛等养殖区，仙浴湾、长兴岛旅游区，大连斑海豹、蛇岛-老铁山、营口海蚀地貌景观、浮渡河口沙堤自然保护区。本区应发展港口及海上交通运输业、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保护和保全沙质海岸和岛屿生态环境。
　　2.辽河口邻近海域
　　包括辽宁省营口市大清河口至锦州市后三角山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笔架岭、太阳岛等油气区，营口、锦州盐田区，盖州滩、二界沟等养殖区，双台子河口、大凌河口自然保护区。本区应加强滩海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合理利用、增殖和恢复渔业资源，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强化盐区的挖潜和技术改造，加强对营口老港区、辽东湾及毗邻河口海域的环境综合治理。
　　3.辽西-冀东海域
　　包括辽宁省锦州市后三角山至河北省唐山市涧河口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秦皇岛、京唐、锦州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北戴河、南戴河、山海关、兴城海滨、锦州大小笔架山等旅游区，昌黎、菊花岛海域、滦河口等养殖区，昌黎、北戴河等自然保护区，绥中、锦州、冀东等油气区，滦南、大清河等盐田区。本区应重点保证秦皇岛港和锦州港码头的用海需要，保证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渔业资源利用的用海需要，发展滨海旅游，保护和保全海岸生态环境。
　　4.天津-黄骅海域
　　包括河北省涧河口至冀鲁交界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天津、黄骅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长芦、汉沽、沧州盐田区，新港、马东东等大港油田油气区，天津古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上古林、青坨子贝壳堤核心区，塘沽、汉沽等增殖和养殖区，汉沽、大港、北塘河口特别保护区。本区应重点保证天津港、黄骅港专业化码头建设、滩海油气开发和渔业资源利用的用海需要，保护盐田取水水质环境，保护渔业资源利用区生态环境，建立汉沽浅海生态系、驴驹河潮间带生态系、大港古泻湖湿地、大港滨海湿地和黄骅贝壳堤自然保护区，大力发展海水综合利用。
　　5.莱州湾及黄河口毗邻海域
　　包括冀鲁交界至烟台市的龙口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黄河口、虎头崖等养殖区，黄河口西部、蓬莱19-3油气区，淄脉河-虎头崖盐田区，无棣贝壳堤与湿地、黄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龙口港口区。本区应重点保证油气勘探开发与养殖业的用海需要，保护湿地生态系统。
　　6.庙岛群岛海域
　　包括山东省烟台市的长岛县和蓬莱市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南五岛、北四岛等养殖区，蓬莱、长岛旅游区，群岛周围海域生态和海珍品自然保护区，蓬莱港口区。本区应重点建设长岛水产养殖基地，发展海岛特色旅游，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完善岛陆交通运输。
　　7.渤海中部海域（略）
　　（二）黄海
　　海岸线北起辽宁鸭绿江口，南至江苏启东角。重点海域包括：
　　8.辽东半岛东部海域
　　包括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至大连市老铁山角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大连、大东、庄河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大连南部、旅顺南路、丹东大鹿岛等旅游区，大孤山半岛南端、凌水河口西部等养殖区及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本区应重点保证大连港集装箱码头和大型专业化码头建设用海需要，积极发展滨海旅游，建设海珍品增殖基地，保护沿海湿地生态环境。
　　9.长山群岛海域
　　包括大连市长海县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獐子岛、小长山岛等养殖区，四块石、庙底等港口区，大长山岛、王家岛等旅游区。本区应大力发展养殖、增殖和放流，建设海洋农牧化基地，加快陆-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海岛旅游，发展海水综合利用，加强海岛生态环境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0.烟台-威海海域
　　包括山东省烟台市区至海阳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烟台、牟平、威海港口区及相关航道，金沙滩、芝罘岛、天鹅湖、刘公岛等旅游区，套子湾、四十里湾、威海湾等养殖区。本区应保证港口建设和渔业资源利用的用海需要，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和养殖，积极开发海洋药物，发展海水综合利用。
　　11.胶州湾及其毗邻海域
　　包括山东省青岛、日照两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青岛、日照、岚山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崂山、山海天等旅游区，胶州湾北部等养殖区。本区应重点保证青岛港集装箱码头建设和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的用海需要，积极发展滨海旅游，开展人工放流和贝类护养，加快建设海洋产业和科学实验基地。
　　12.苏北海域
　　包括江苏省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三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连云港、射阳、南通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连云港等地的养殖区和增殖区，云台山旅游区，淮北盐田区，盐城丹顶鹤、大丰麋鹿等自然保护区。本区应保证连云港港区及其他深水码头建设、渔业资源利用的用海需要，合理、适度围垦，严格保护沿海自然保护区，进一步提高海岸防灾、抗灾能力。
　　13.黄海重要资源开发利用区（略）
　　（三）东海
　　海岸线北起江苏省启东角，南至福建省诏安铁炉港。重点海域包括：
　　14.长江口-杭州湾海域
　　包括江苏省启东角至浙江省宁波市区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长江口南岸及毗邻海域、杭州湾两岸及毗邻海域、崇明岛及周围海域、太仓、外高桥、金山嘴、北仑、乍浦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南汇汇角、崇明东滩、长江口、镇海、慈溪、平湖海底管线区，钱塘江、平湖九龙山、海盐南北湖等旅游区，长江口捕捞、养殖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崇明东滩、金山三岛、九段沙湿地、长江口中华鲟、海宁黄湾等自然保护区。本区应重点保证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杭州湾大桥建设用海需要，发展滨海旅游，强化对海底管线及其登陆区的规划和保护，增殖、恢复渔业资源，逐步遏制海域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保护河口、湿地、海湾和海岛生态环境，挽救保护长江口中华鲟等濒危生物物种，合理、适度围涂造地，提高海岸防灾、抗灾能力。
　　15.舟山群岛海域
　　包括浙江省舟山市毗邻海域。
　　重点功能区有舟山渔场捕捞区，舟山群岛养殖区，普陀、嵊泗列岛、岱山等旅游区，包括洋山、定海、岱山、岙山、嵊泗等在内的舟山港口区及相关航道，舟山、岱山盐田区。本区应重点保证洋山集装箱深水港区、航道、芦洋跨海大桥及其他大型专业化中转码头建设用海需要，发展养殖业，增殖渔业资源，限制近海捕捞强度，建立我国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进一步发挥海岛旅游资源优势，保护海底管线，保全海岛生态系统，加快舟山连岛工程建设。
　　16.浙中南海域
　　包括浙江省宁波市的鄞县至闽浙交界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象山港、三门湾、乐清湾等养殖区，温州、台州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洞头列岛旅游区，乐清湾、三门湾潮汐能区。本区应重点保证增养殖业用海需要，建立贝类等水产资源种质库，推进以温州港和台州港为重点的浙中南沿海港口群建设，合理规划和开发浙南沿海和海岛地区旅游资源，形成区域旅游网络，严格控制港湾区域的围垦，加快沿海标准海塘和防护林的建设和维护，提高海岸防灾抗灾能力，加快温州（洞头）半岛工程建设。
　　17.闽东海域
　　包括闽浙交界至福建省宁德市三沙湾南岸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沙埕港和三沙湾等养殖区，闽东渔场捕捞区，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台山列岛及福瑶列岛等海洋特别保护区，三沙湾红树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沙埕、三沙等港口区，太姥山滨海旅游区，福鼎八尺门潮汐能区。本区应建立渔业资源增养殖基地，增殖和恢复渔业资源，合理布局商港、渔港，积极发展水产加工业。
　　18.闽中海域
　　包括三都湾南岸至泉州市湄州湾南岸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包括：闽江口、罗源湾、福清湾、兴化湾、湄州湾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湄州岛、平潭岛旅游区，兴化湾、湄州湾等养殖区，长乐海蚌资源增殖保护区，平潭中国鲎、闽江口鳝鱼滩湿地自然保护区，闽中渔场捕捞区。本区应重点保证福州港及毗邻港区码头泊位建设和湄州湾的港口建设及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的用海需要，加强闽江口航道整治，进一步开发湄州岛、海坛岛旅游资源，建立海水增养殖基地，增殖和恢复渔业资源。
　　19.闽南海域
　　包括湄州湾南岸至闽粤分界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厦门、漳州、泉州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东山等地的养殖区，厦门鼓浪屿-万石岩、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漳州滨海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东山岛等旅游区，晋江深沪湾海底古森林自然遗迹保护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自然保护区、东山珊瑚礁自然保护区、九龙江口及漳江口红树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闽南-台湾浅滩上升流渔场。
　　本区应重点保证厦门港、漳州港、泉州港海上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和渔业资源利用的用海需要，发展滨海旅游，防止海岸侵蚀，保护珍稀濒危生物物种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发展现代渔业。
　　20.东海重要资源开发利用区（略）
　　（四）南海
　　海岸线北起福建省铁炉港，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仑河口。重点海域包括：
　　21.粤东海域
　　包括闽粤分界至广东省汕尾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潮州、汕头、广澳、汕尾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青澳湾、龟龄岛等旅游区，粤东捕捞区，高沙、东澳等养殖区，南澳岛屿候鸟、饶平海山海滩岩自然保护区及南澎列岛-勒门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汕尾遮浪外海上升流生态区，南澳风能区。本区应重点保证汕头港和广澳港建设及渔业资源利用的用海需要，严格控制围海造地，发展海水增养殖，保护上升流生态系，建设黄岗河口、韩江口防洪排涝工程。
　　22.珠江口及毗邻海域　
　　包括广东省惠州市至江门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马鞭洲、惠州、秤头角、盐田、深圳西部、太平、南沙、黄埔、珠海、江门、新会、桂山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珠江口油气区，巽寮、大梅沙、小梅沙、莲花山、珠海飞沙滩、大万山岛、东澳岛、川山群岛等旅游区，珠江口等地的养殖区、珠江口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广东惠东港海龟自然保护区。福田、淇澳岛、内伶仃岛和担杆列岛、万山岛等海洋自然保护区。本区应重点加强珠江口海域环境综合整治和珠江三角洲港口体系建设，加大石油天然气的勘探与开发，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强化自然保护区管理，发展海水增养殖，加强保护岛屿海域生态环境。
　　23.粤西海域
　　包括广东省阳江市至湛江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阳江、茂名、湛江、海安等港口区及相关航道，十里银滩、马尾岛-大角湾、水东湾、南三岛、东海岛等滨海旅游区，鸡打港、博贺港、龙王湾、硇洲等养殖区，湛江红树林、硇洲自然景观等海洋自然保护区及乌猪洲海洋特别保护区。本区应重点保证湛江港和茂名水东港建设和渔业资源利用的用海需要，保护和保全红树林资源。
　　24.铁山港-廉州湾海域
　　包括铁山港湾和廉州湾两个海湾，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北海、铁山港等港口区，营盘珍珠和廉州湾等养殖区，山口红树林生态、沙田儒艮等海洋自然保护区，北海银滩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北海市北部旅游区。本区应加强岸线保护，加快港口建设，发展以北海银滩旅游度假区为主的旅游业，建设珍珠贝养殖基地，严格限制围填海工程，保护红树林生态和珍珠贝母本。
　　25、钦州湾-珍珠港海域
　　包括钦州湾、防城港湾、珍珠港湾等三个海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和防城港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防城港、钦州港口区，金滩、七十二泾、月亮湾等旅游区，茅尾海、珍珠港、钦州港、光坡等养殖区，北仑河口、钦州湾近江牡蛎等海洋自然保护区。本区应重点建设防城港和钦州港，发展海水养殖和滨海旅游业，严格控制围填海工程，保护岸线，保护和保全红树林生态系统。
　　26.海南岛东北部海域
　　包括海南省的海口市、临高县、澄迈县、琼山市、文昌市、琼海市和万宁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海口湾、清澜湾、龙湾等港口区，海口湾、木栏头、铜鼓岭、万泉河口、春园湾等旅游区，东营、铺前湾、琼海浅海、琼海沙老等养殖区，文昌油气区，东寨港、清澜港红树林湿地及大洲岛等自然保护区。本区应重点保证海口港集装箱运输码头建设和渔业资源利用的用海需要，强化自然保护区管理，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及生态渔业，加快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27.海南岛西南部毗邻海域
　　包括海南省的三亚市、陵水县、乐东县、东方市、昌江县、儋州市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香水湾、南湾、亚龙湾、大东海、三亚湾、天涯海角、南山等旅游区，莺歌海、亚东、崖城13-1油气区，洋浦港、八所港港口区及相关航道，三亚珊瑚礁保护区，铁炉港、陵水湾、黎安港、新村港等养殖区，莺歌海盐田区。本区应加强滨海旅游设施建设，积极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加强港口建设，保护和保全珊瑚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养殖，稳步发展盐和盐化工以及天然气化肥等海洋产业。
　　28.西沙群岛海域
　　包括宣德群岛、永乐群岛及中建岛、东岛、浪花礁的毗邻海域。重点功能区有西沙群岛海洋捕捞区，宣德群岛等旅游区，西沙群岛珊瑚礁、东岛鲣鸟自然保护区。本区应大力发展海岛生态旅游，合理开发利用和养护渔业资源，加强珊瑚礁等自然保护区管理，保护海龟等珍稀物种及海洋生物多样性。
　　29.南沙群岛海域（略）
　　30.南海重要资源开发利用区（略）
　　五、实施《区划》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领导，完善海洋功能区划体系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做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和县（市）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或修订工作。国家海洋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地方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或修订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海洋功能区划工作经费纳入预算，涉海各部门要依法协调或衔接好海洋功能区划与相关区划、规划的关系。
　　（二）依法行政，认真组织实施海洋功能区划
　　各级海洋功能区划经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布。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其它涉海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海洋功能区划管理海域、保护海洋环境。涉海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征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意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对项目用海是否符合海洋功能区划进行预审，对于全部或部分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项目用海，应提出项目重新选址意见。开发海岛周围海域的资源，应当制定海岛生态保护方案，并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不得造成海岛地形、岸滩、植被以及海岛周围海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三）监督检查，确保《区划》目标的实现
　　要建立和完善行之有效的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执法监督检查机制，保证海洋功能区划的顺利实施。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区划》确定的目标，制定重点海域使用调整计划，明确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项目停工、拆除、迁址或关闭的时间表，并提出恢复项目所在海域环境的整治措施。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中国海监机构要加大执法力度，整顿和规范海域使用管理秩序。
　　（四）依靠科技，完善海洋功能区划的技术支撑体系
　　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海洋功能区划理论与实践研究，促进海洋功能区划工作的科学性、超前性与可操作性。建立结构完整、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海洋功能区划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与政府电子信息平台相联结，促进海洋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信息化，提高各级海洋管理部门和其他涉海部门的综合决策能力和办事效率。
　　（五）搞好宣传教育，科学管海用海
　　多层次、多渠道、有针对性地做好海洋功能区划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各级管理部门科学管理海洋的水平，以及各类用海者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自觉性。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完善信访、举报和听证制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间团体参与海洋开发保护监督工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