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损害赔偿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韩艳春


精神损害赔偿，是随着《民法通则》的公布实施而在我国建立的一项新的民事法律制度，是我国公民权益的拓展，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民法理论和民事法律法规都否认精神损害，尤其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其主要理论依据是：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这一理论来自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民事立法，后来为苏俄民法所推崇，并为我国50年代民法理论所接受。虽然我们也同样坚定地认为，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不是用金钱可以交换的，但是一旦侵权行为发生之后，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从调整民事关系的实际出发，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精神损害及其救济制度。综观当代各国民法或侵权行为法，几乎所有国家（地区）都规定了作为侵权行为后果之一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一、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涵义
精神损害赔偿的涵义，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活、心理上的痛苦，导致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里指自然人和法人的人身权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狭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生理、心理上的损害。也就是说因自然人的人格权遭受侵害而使其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在学术上统称为精神痛苦。所以，狭义学说认为法人是没有精神痛苦的，因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广义学说认为法人虽无精神痛苦，但也有精神损害。这两种学说尽管都不无道理，但比较而言，广义学说对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解更为准确、科学、更符合现代侵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精神这一概念，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涵义。从本质上看，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与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和成果的总称。在法律上使用“精神”这一概念，并不是使用哲学上精神概念的全部内容，只使用其中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指精神活动，并且总是与精神损害的法律后果即精神损害赔偿联系在一起使用，以确定其在法律上的涵义。法律学上的精神活动，是法律上的财产流转活动相对应的活动，包括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活动和维护精神利益的活动。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包括上述两项内容。法人作为拟制的法律人格，不存在生理上的精神活动，但存在保持和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而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谈论的一般的精神方面的不快。精神损害就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法人的民事权利，造成的自然人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自然人、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
1、精神痛苦。精神痛苦是自然人因人身权遭受侵害后产生的诸如愤怒、恐惧、焦虑、沮丧、忧郁、绝望等不良情绪的概括。侵权行为侵害民事主体的人身权，造成民事主体精神损害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精神痛苦。精神痛苦有两个来源：一是侵害自然界人人体的生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时，经权利主体以生理上的损害，使其在精神上产生痛苦。二是侵害自然人心理的心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时，侵害了人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活动，导致人的上述精神活动的障碍，使人产生不良情绪，造成精神痛苦。
2、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是指自然人、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和其他财产利益的活动受破坏，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身份利益和财产利益造成损害。这种损害，首先不以民事主体是否具有生物形态而有所不同，而是自然人、法人均可造成这种损害；其次，由于自然人、法人享有的人身权种类不同，损害的范围也不同，如自然人享有人身自由权、肖像权、贞操权、配偶权、亲属权等，法人并不享有，因此法人不可能造成这些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损害。但法人享有名誉权、名称权等人格权利和荣誉等身份权利，法人由此可能造成这种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损害。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与有限性
1、赔偿的必要性
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精神损害赔偿是与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关的问题。只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就必须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在当今社会，同其他损害赔偿一样，侵害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仅仅因为它是精神上的无形损害，就将其弃之不管，不予赔偿，是违背市场经济平等和公平原则的。其二，在社会生活中，金钱除了交换等价的商品和服务外，无疑还有其他功能，包括作为精神、感情利益基础之功能。其三，确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是加强民事权益司法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其四，受害人可以使用所获得的赔偿金，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的活动，从中得到乐趣，达到消除或减轻精神痛苦的目的。其五，由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具有一定的惩罚性，无论是对加害人本人还是对其他社会成员都具有警戒和教育作用—侵权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2、赔偿的有限性和辅助性。
虽然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钱赔偿是必要的,正当的，但金钱赔偿作为精神损害的民事责任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辅助性。对于较轻微的精神损害或当事人不要求赔偿的精神损害，不一定判决赔偿。
三、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和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赔偿解释》）中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如下：
1、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在依法予以受理。
2、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3、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
4、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被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5、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我国应在制定民法典或修改《民法通则》时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畴，至少应增加以下权利和利益作为赔偿客体：（1）贞操权、信用权、隐私权、自由权等人格权；（2）与精神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身份权益或身份利益；（3）人身著作权和一些与精神利益相关的知识产权；（4）一些具有精神利益内容的财产权；（5）应与受重视保护的基本人权，如受教育权、劳动培训权、休息权、不受骚扰的性权利，宁居权等。
四、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类型。
1、侵犯人格权和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20世纪的现代侵权行为法中，人格权从人身权制度中独立出来，已成独立的一项制度目前基本上形成共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强了建设，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战略目标，促使各类法律和法规保护截止来越多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配之十几年司法实践的一定造法活动和突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精神赔偿解释》列举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带有人格特征的监护权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权。近年来，这类精神损害赔偿纠纷倾向和主要特征是：（1）由于受害人主要遭受人格尊严 和精神利益的损害，表现出严重后果，因而要求赔偿数额较高或很高，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个别知名人士和知名企业提出的赔偿数额连同经济损失在内，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近乎天文数字。（2）受害人在诉请非财产责任方式的同时，侧重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赔偿项目和名称不一。（3）解决精神损害赔偿大多案件以裁判结案，也有一部分案件以调解处理。（4）精神损害数额的评定，由于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全靠受诉法院的法官依自由裁量方法，综合相关因素决定，赔偿数额往往差距较大。
2、人身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理论界，多数人主张将人身伤亡的精神损害赔偿作为独立类型，对该类型有不同意见和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
（1）因不同动因发生的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纠纷，赔偿数额评不定期，有的有伤残标准规定，有的无伤残标准规定；有标准规定的，种类有限，而且不同动因所规定标准的评算数额差别很大。
（2）我国法律、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评算方法也不同，它们不大统一，评定出的赔偿金数额存在较大的差异如《国家赔偿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用这些不同标准规定处理相同或类同的人身伤亡赔偿纠纷，得出差异很大的伤亡赔偿金。
（3）由于不同人身伤亡损害纠纷缺乏统一的评定和计算标准，不同法院或不同法官处理相同或类同的案件，会裁判出相差很大的赔偿金。
（4）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出现倒挂现象，那些严重伤残者获得的残疾赔偿金，往往比同案中相同性质死者的死亡赔偿金高得多，显失公平。
（5）对赔偿范围和项目不统一。对此，不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不同的赔偿范围和项目。
（6）理论界、司法界、法医界提出许多人身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公式，大多针对残疾者补助费和伤亡赔偿金，未能统一解决抚慰金问题。
3、常见特殊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以下几种：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搁置物、悬挂物等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双方当事人对损害都无过错的民事责任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等。
特殊侵权致人人身伤亡后果，必然给受害人，不管是直接受害人还是间接受害人带来严重精神损害，这种损害，既有肉体痛苦，又有精神痛苦，特别严重的会致人精神障碍，造成死亡的，必然给死者亲属带来莫大的精神悲哀和其他精神损害，可以帮助恢复受害人立身处世的自信心，增强对自身价值的尊重，达到一定的精神慰藉与满足和维护受害人精神利益的目的。
4、侵犯知识产权中人身权益精神损害赔偿。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知识产权已从财产权和人身权中分离出来，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一项独立权利。由于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其受侵犯往往会给受害人带来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对侵犯知识产权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已提到议事日程，司法实践先行突破，不乏此方面的判例，但缺乏法律依据。《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这里的“赔偿损失”与《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中的“赔偿损失”涵义一样，应包含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失。
5、违反公序良俗或公益公德精神损害赔偿
保护公序良俗是世界不少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通则。我国在《精神赔偿解释》中将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德侵害他人人格利益和人格要素纳入直接的司法保护中，完善了对人格权益提供司法保护的法律基础。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法律化的道德水准，只能要求每个人具有“普通人”的道德标准。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是公认不道德的，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精神赔偿解释》规定对损害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和侵害遗体、遗骨等侵权行为，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也适用《民法通则》第7条有关“公益公德”的规定。
6、侵犯特定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的《精神赔偿解释》对特定的身份权利的保护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处理，这是对中国人身权司法保护的一大发展。该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非法使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应与依法予以受理”。这是在监护关系，亲属关系和亲子关系中，对监护权、亲权、亲属权的保护，明确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抚慰金，由此确定了特定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7、侵犯特定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精神赔偿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不定期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该解释是对与精神利益有关的特定财产权利的保护，这是中国司法解释对财产权保护的又一发展，应予以肯定。由于中国基本法律对此无明确规定，因此对此类精神损害赔偿予以严格限制，其条件是：（1）赔偿原则上限于与人格权、身份权有密切联系的特定财产权；（2）该特定财产权应当是以精神利益为内容纪念物品，其本身负载重大感情价值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3）该特定财产权因侵权行为遭受永久性毁损或灭失，其损失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
五、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具体问题探析
1、婚姻法中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学校突发事件的防范、责任划分与处理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与社会关系正发生着有利于社会发展变化与渐进的演变。而在此期间，学校也随着社会的影响与发展由单一的、封闭的教育机构逐渐转变为面向社会的、服务于教育的社会窗口行业。学校直接面向社会，与社会产生各种关系，由此也给学校带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联系与矛盾，这些矛盾演变或突发地形成了各类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也存在着种类法律关系，如何依法加强学校管理，如何防止与减少事件的发生与隐患，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在这些突发事件中学校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是当前公立学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通过长期为学校提供法律所遇到的事件、案例和媒体上的案例对这些问题作简要评析。

　　一、社会转型期的学校
　　我国公立学校原本是一个由国家投资设立的、单一的、封闭的、由国家事业单位干部以及其他员工从事教育活动的国家教育事业机构。学校的职能是由国家教育行政机构管理，对适龄未成年人以及接受中高等学历教育的人提供教育服务。而在过去的近十年内，由于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人口增长与进入适龄未成年人、接受中高等教育者的高峰期，原单一的封闭式教育机构已远远无法适应国家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于此同时国家对教育方面的投入也落后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教育服务收费试行了“双轨制”，并迅速向收费生方向靠拢，在观点上，社会转型期突现的各种思潮、观点影响不少的人认为教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项产业，总总浪潮将学校推向了社会，使之教育机构几乎完全成为直接面向社会提供教育消费的服务业。
　　于此同时，随着国营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全员合同制推行与国企改制，并辅以社会救济保障体制初设的三大步实现与完成，以及相应的成熟经验，国家人事部逐步开始推行国家事业单位的从事制度改革，首先实行教师社会招聘与原由在编教师的聘用合同制度，成都市自2004年7月1日实行了事业单位进入社保养老保险体系。人事部推行了与企业职工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仲裁相近的人事争议仲裁，为了配合事业单位改革，2003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释[2003]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使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审判接轨。近期在部分学校进行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试点。不少的学校早已国家人事制度正式改革前率先进行了内部机制与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改革尝试。
　　由此以来，学校在教育服务、社会服务领域内、学校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学校与学校、学校与学生及学生家长、学校与社会各企业组织之间产生了广泛的联系，也形成了各类社会关系，学校也在此关系中，在妥善处理这些关系中得以生存与发展。

　　二、学校与各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1、学校与教育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政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
　　教育行政机构是代表国家投资主体对学校进行管理并行使权利，因此学校与教育行政机关之间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国有资产所有人与经营者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与目前机制改革后的国企业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对国企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企享有经营自主权与人事权，故国家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只是财产所有人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国家的代表是国有资产管理行政机关，而不存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而学校与教育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与民事法律的双重法律关系。
　　2、学校与教师员工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校实行社会招聘的教师与实行聘用合同制的在编（指原有国家编制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即国家事业单位干部编制，特别说明的是，编制中包括极少的聘用制干部编制，人事部门俗称“合同制干部”）教师之间因招聘合同与聘用合同分别形成劳动关系与聘用合同关系。其中，招聘合同是依据《劳动法》形成的纯劳动关系，而聘用合同是依据人事部改革政策文件所形成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也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鉴于人事关系没有法律规范调整，且在编教师与社会招聘与存在享有国家事业单位干部编制身份与相应福利待遇的，人事部门对在编人员有管理权等方面的重要差别，因此人事部至今尚不承认聘用合同关系属于《劳动法》调整，而劳动合同与聘用合同均不属于《合同法》调整范畴，因此就此角度上讲，聘用合同的法律调整尚属于真空或者法律空白。当然这样看法也不完全合适，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确定审理人事争议案件适用《劳动法》，但人事部并不认同。2004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法函[2004]30号《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司法文件又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这一司法文件得到了人事部认同，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法律规定聘用合同与人事争议属于《劳动法》调整，而是最高人民法院与人事部之间达成的一种“一致”，即双方取得表面一致的必然结果，由于该司法文件上提到的“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形式上未上升成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故实质上讲人事争议的司法解释也被肢离，在审理与处理人事争议的实务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难度非常大。
　　学校除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外，还有不少原工人身份的职工与后勤服务的临时用工，学校与这些人员之间是劳动关系。
　　3、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校与学生未成年人这一“特殊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较学校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是多种关系的交织表现。首先，双方之间存在着平等法律关系，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此法律关系中，学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对作为相对方的学生并无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的义务，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的身份而存在，例如学校因收取住宿费、为学生订购教材、制作校服、收取学费、购买意外保险、体检、学校食堂就餐等事项而与学生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在行使民事权利过程中，可能并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其主体包括是其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共同行使，因为学生无财产，也无独立的财产支配权，支付费用往往是其家长的行为而不是学生的行为。其次是，非平等因素关系（有人称之为“特殊权利因素关系”），其产生这种关系的提前是法律法规赋予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职能与责任。学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特别权力。这种依据职能的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教育教学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主裁量权”。在享有法律赋予自主管理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同等的管理法律责任，如果学校疏于管理而发生了后果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刑事责任，由于学校不是行政机构，其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产生行政法律关系），因此这一特殊法律关系的法律后果之一仍是承担民事责任，故在实务中不需特别区分平等与非平等关系，而重要的是看是否承担由此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而制定的内部规则约束内部成员（学生）时所生产的内部关系，学校为了维护学校秩序、落实对学生指导管理，为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而制定的约束学生学习与生活行为的内部规范，正是由于非平等因素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存在，内部规范对主要内部成员的学生具有约束力。
　　结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大致可推定为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关系。教育、管理和保护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即法律的调整内容。学生（主要指未成年人学生）的人身伤害以及造成他人伤害是以承担民事责任为基础的。在学生伤害案件的实务中，要求学校应当负法定的谨慎义务防止学生受到损害。如果学校必须履行这一义务，则必须证明该义务是否实际上未履行。只有证明未尽此项义务者，学校方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学生伤害事故责任是一般地过错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责任，不能采用推定地方式认定学校具有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因学校性质不同的情况也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而导致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不同，例如，民办、民营学校与学生之间应当主要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而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
　　4、学校与为学校提供服务的企业组织、个体工商户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校基本建设、教育设备建设与技术改选更新换代、以及后勤社会化服务都要与诸多的企业组织、个体工商户打交道，如校舍、运动场建设要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合作；学校改造实作室、食堂要与各类供应商、安装调试单位合作，将食堂、洗衣房、电话超市交给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经营，以及门卫、清洁卫生项目交给保安服务公司等等，在这些事项过程中，不论是否进行招标投标都要与企业组织、个体工商户之间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因此学校与为学校提供服务的企业组织、服务公司、个体工商户之间是因合同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这些关系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围。

　　三、《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教育部于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已于2002年9月1日实施了。由于此前我国缺乏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的统一规定，该处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无疑对处理此类事件、纷争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依据。但由于《处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其效力层次较低不说，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根本不能适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司法文件规定：“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法规；二是立法法施行以前，按照当时有效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但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三是在清理行政法规时由国务院确认的其他行政法规。”（笔者注：《立法法》于2000年7月1日施行）也不能“参照”（注：不少学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仅是可以“参照”适用，其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对于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处理办法》第二章关于事故与责任的规定，只能作为学校排除自己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与未履行管理责任的判别标准，至于在诉讼案件中学校是否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据民事法律进行认定，人民法院的认定不取决于学校的行为是否属于《处理办法》排除责任的规定，而取决于学校行为是否有民事法律规定的过错责任。

　　四、学校突发事件的分类
　　为了便于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较准确的对其认定与处理，这里有必要对突发事件以及有可能发生事故、纷争的情形，按事件（事故）的主体、性质等要素做一个粗略地分类：
　　（一）、学生伤害事件（事故）
　　学生伤害事件，一般指学生在校接受教育期间，包括学校组织的校内外各项活动、公益任务、学生实习、军训等活动中、乘坐交通运输工具时，发生的学生遭受人身损害的意外事件。大致可归为：1、学生意外伤害事件；2、学生食物中毒事故；3、学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治安事件；4、学生行为触犯刑法的刑事案件；5、学生患突发疾病事件；6、学生违反公序良俗的事件。
　　（二）、教师事件
　　教师事件，应包括教师与学校，教师与教师或学校员工，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事件。教师与学校、与教师及其他员工之间的事件可通过内部行政、调解或投诉、申诉、劳动争议或人事争议仲裁、民事诉讼、治安管理以及刑事诉讼等方式处理。本文主要讨论因教师行为、教师工作上的疏忽、过失造成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伤害事件。
　　（三）、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学校与校外的企业组织、个体工商户之间因合同履行而生产的纠纷事件。这类事件应当依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的约定，以及我国《合同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如果发生了诉讼仲裁的，其责任承担与划分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校内行政处理由学校决定。

　　五、突发事件的责任划分
　　1、学生意外伤害事件
　　目前学校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学生伤害事故与食物中毒事件较为突出，影响面也较大，自然对学校声誉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最大。这里着重讨论与学生有关的事件（事故）的责任认定。学生在学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法学理论界似乎没有定论，由于近几年内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频繁发生，从而引起了司法界、理论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大致可推定为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关系。教育、管理和保护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学校对学生有教育、管理的权力，同时对学生有保护的义务；学生有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义务，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在教育关系中，发生学校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过错，致使学生受到人身伤害，或者伤害他人，学校产生民事责任。在中小学校学生在校期间遭受人身伤害，是学校未尽保护义务；在中小学校学生在校期间伤害他人，是学校对学生未尽教育、管理义务，对损害的发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既有教育法的性质，也有民法的性质，应当以民事责任的性质为基础（为主）。
　　在民办民营学校中，如果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某些情形下学校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时，依据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时，应当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处理。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而在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应该按照相关法律的直接规定来处理。当然，如果学校（或其教师）故意侵害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会出现普通侵权责任与上述两种责任的竞合，此时可以由学生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责任性质来向学校主张。认定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即存在过错、有损害后果及过错与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学生食物中毒事故；
　　学生食物中毒事故，主要是指学生在学校食堂就餐，学生食用学校委托的订餐以及学校在组织种类活动中的外购食品、餐馆就餐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这类事件的责任大体上有：一是、学校直接责任、二是、食物制作单位责任两类。
　　对于学校自己经营管理的食堂，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学校负有经营管理责任与民事责任。不论发生食物中毒原因为何，学校均有这可推卸的经营管理严重过失与责任，对中毒学生均有抢救、医治、承担医疗费用和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事故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直接责任人还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教育行政机关可依法追究学校的行政责任。
　　对于学校将学校食堂交给具有法人资格、卫生防疫许可证的餐饮企业经营的，以及因学生食用餐馆的食品、食品供应商的食品而发生的中毒事件，学校负疏于管理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其他方面的责任由餐饮企业、食品供应商承担。
　　3、学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治安事件；
　　治安案件，如学生在学校内盗窃公私财产、破坏公私财产，在校内打群架、校周边打群架、殴打教师或他人的，赌博等尚不构成犯罪的治安案件。在这类事件中，其法律责任由学生自负，学校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
　　4、学生行为触犯刑法的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