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政府


荆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荆门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荆政发[2007]3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屈家岭管理区，荆门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

　　《荆门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办法》于2007年11月23日经市七届人民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荆门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普通话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规范汉字是指经过整理简化并由国家以字表形式正式公布的正体字、简化字和未经整理简化的传承字。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创建内容，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开展工作所需经费和人员应予以保证。

　　第五条市、县（市、区）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语言文字工作的规划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法律、法规；

　　（二）制定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实施规范和具体措施；

　　（三）督促、检查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情况。

　　各级教育、工商、公安、城建、卫生、文化、民政、旅游、交通、新闻出版、质量技术监督、广播电视、邮政、银行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语言文字的应用管理。

　　第六条下列活动应当以普通话作为基本工作用语：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公、会议、接受媒体采访、面向公众讲话等公务活动；

　　（二）学校、幼儿园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从事教育教学活动；

　　（三）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采访等活动；

　　（四）商业、邮政、电信、铁路、交通、民航、旅游、文化、餐饮、娱乐、银行、保险、医疗卫生及其他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面向公众服务。

　　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使用方言：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

　　（二）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

　　（三）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需要使用的；

　　（四）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

　　第八条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单位和公共服务行业在新录（聘）用人员时，应当考核其普通话水平，并要达到相应的等级标准。

　　国家机关、参照和依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部门和事业单位，应当将普通话培训与达标作为干部和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未按要求参加普通话培训，或普通话水平未达标者，年终考核不能评为优秀等次。各有关单位应当将普通话的培训与达标作为年度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

　　第九条下列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

　　（二）教师应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其中语文教师、幼儿园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普通话教师和语音教师应达到一级水平，学校其他人员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水平；

　　（三）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应当达到一级水平；

　　（四）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应当达到三级以上水平，其中广播员、解说员、话务员、导游等特定岗位人员应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

　　（五）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应当达到二级以上水平。

　　1954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前款（一）、（二）、（四）、（五）项所列人员，提倡使用普通话。

　　凡未达到规定的普通话等级标准的人员，应积极参加由语言文字工作机构组织的普通话培训、测试，并达到规定的等级标准。

　　第十条下列范围的社会用字应符合规范汉字的要求：　　

　　（一）国家机关的名称牌、标志牌、指示牌、电子屏幕、公文、印章、标语；

　　（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名称牌、标志牌、指示牌、电子屏幕、公文、印章、标语（牌）、校刊（报）、试卷、教育教学用书以及教师教学用字；

　　（三）影视屏幕上的字幕及其他公示性的文字；

　　（四）公共服务行业名称牌、标志牌、指示牌、电子屏幕、公文、印章、票据、执照、报表、说明书、商品名称、宣传材料；

　　（五）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山川河流等地名标志、行政区划名称、居民地名称和路名、街名、企事业单位名称，建筑物名称以及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名胜古迹、纪念地等公共场所的各类设施用字；

　　（六）本市行政区域内销售商品的包装、说明文字。

　　企业名称牌匾不得单独使用外国文字，公共场所的题词、题字和手写招牌，提倡使用规范汉字。

　　第十一条下列情形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一）以汉语出版的报纸、期刊、图书、电子及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用语用字；

　　（二）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产品用语用字；

　　（三）广播、电影、电视（不含地方戏剧片）以及舞台表演艺术（艺术形式和剧情特殊需要的除外）用语用字。

　　第十二条广告用语用字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不得使用繁体字和已经废止的异体字、简化字；使用成语、词语不得滥用谐音字；不得单独使用外国语言文字，如因特殊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采用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外国语言文字为辅的形式。

　　第十三条社会用字应当执行下列标准：　　

　　（一）汉语拼音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为准，并符合国家1996年批准发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二）简化字以1986年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三）正体字以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四）汉字字形以198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化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为标准；

　　（五）标点符号使用以国家1995年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第十四条社会用字书写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书写规范、工整、易于辩识；

　　（二）书写行款一般为横行左起右行，需竖行的应当由右向左；

　　（三）社会用字需用汉语拼音标注的，应在汉字下标注，不得单独使用汉语拼音。

　　第十五条社会用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允许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　　

　　（一）文物古迹；

　　（二）姓氏中的异体字；

　　（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

　　（四）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

　　（五）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第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对推广普通话、实施社会用字规范化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七条有违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本办法行为的，分别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国家机关、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新闻媒体、出版单位以及公共服务行业不遵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予以通报批评，并报相关部门取消文明单位评选资格；

　　（二）商号、店名、企业名称及其他公共场所的用字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由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三）广告用语用字不符合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或者停止发布；

　　（四）商标、商品的包装及说明、信息技术产品的用语用字不符合国家规范和标准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或停止销售。

　　第十八条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是刑事法律体现其自身规律的关键,是折射一国法治状况的镜子,是人权保障和救济的主要据点。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1]各国纷纷禁止具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定程序和权限获取证据,对非法证据的采信做出了规定,而对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取的证据则语焉不详。本文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内容、价值内涵、及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设想解析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

　　
　　一、 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内涵

　　【案例】《叶某运输毒品案》简介:被告人叶某驾驶客车运输毒品,途中搭载梁某。梁上车后发现车后座有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状物品,遂骗取叶信任,获知该物确为毒品,于是梁报案。叶很快被公安人员抓获并查获毒品。辩护意见中认为,尽管举报人梁某未办特情耳目手续,但实际充当了特情的角色。但由于梁某签名的笔录有明显的诱人犯罪的表述,与法律相抵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举报线索应在客观合法的情况下进行,不等同于诱骗和陷害。梁某先骗取他人信任,再获取有罪证据,刑诉法规定严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证据,因此,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毫无疑问,梁某的证言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不予采信。但是,本案中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根据某的证言查获的毒品,是否具有可采性呢?实践中还有这样的情况,公安机关非法搜查获得犯罪嫌疑人记录犯罪的笔记本,了解了犯罪工具的藏匿地点,于是由此线索找到了犯罪工具。根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四条的规定,上述案例中笔记本为非法证据理所当然不予采信。但是,以笔记本为线索获取的犯罪工具是否能采信呢?

　　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例不胜枚举。纵观这类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性:这类案件中最开始是用非法手段获得了证据,然后又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为线索合法的获取了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这里的其他证据是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由此可以下个定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指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发现并采集的证据,其特点在于它的获取途径是以非法证据为线索采集。这类证据与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取得的证据相比较,其不同点在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收集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这类证据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清楚了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那么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呢?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研究在国外先行,称之为“毒树之果”理论,我们可以实行“拿来主义”,根据我国国情完善法律制度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规制。

　　(二)“毒树之果”理论及其例外

　　不同的诉讼价值理念、不同的法治文化传统国家对非法证据衍生证据的认定不一样。美国的诉讼价值理念中程序正义是重中之重。在审判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适用美国遵循了程序正义的要求。1920年,在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 S.一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毒树之果”理论。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被用作继续得到其他证据的目的,这就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含义。[3]

　　“毒树之果”原则认为,所有通过宪法性侵权行为获取的证据,不论是直接所得,还是间接获取,由于受到这种违宪行为的影响或“污染”,因此都相当于“毒树结出的果实”。警察以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手段所得到的供述固然不具有可采性,他们从根据供述提供的信息中所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供述的衍生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对这种“毒树之果”的绝对排除,那事实上,我们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合理的权衡后,又为“毒树之果规则”确定了几项重要的例外:“微弱联系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不可避免的发现”。[4]

　　1.“微弱联系的例外”

　　所谓“微弱联系的例外”,又被称为“污染消除”(purged taint)的例外。如果违反宪法的行为与某一证据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弱,以至于违宪行为对该证据的“污染”已经基本上被消除殆尽,那么,该证据尽管为“毒树之果”,却仍可以被采纳为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官在适用这一例外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违宪行为的发生与派生证据的获取所间隔的时间;二是在违宪行为与派生证据之间介入的其他情况;三是违宪行为的目的及其恶劣程度。在最初的违宪行为与最终的证据之间介入一些外部的因素,这是“污染”得以消除或者因果关系得以减弱的原因。这一规则的关键是:介入的外部因素是否消散了或者足以否定了当初警察的先行非法行为。这是法院基于个案而做出的自由裁量。换言之,先行污点是否已经被充分消除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可能会因法官而异,并没有一个简明的规则或简单的答案。

　　2.“独立来源的例外”

　　所谓“独立来源的例外”,是指警察最初通过非法程序发现了某一证据,但并没有立即将其获取,而是随后通过与原先的非法行为毫无关系的活动,最终以合法的方式获取了该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该证据不被视为受到最初非法行为“污染”的证据,因而具有可采性。当然,检察官要想使法官适用这一例外,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该证据最终是通过某一独立和合法的来源而获得的,该来源与原先的非法手段并没有关系。适用“独立来源”例外实际上也是为了在犯罪控制与纯粹的正当程序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在独立来源的例外与微弱联系的例外之间存在区别。根据独立来源的例外,证据是从一个与非法搜查、扣押无关的来源收集的。因此,虽然证据可能被认为不可信,但由于不牵涉非法行为,它是可以采纳的。与此相对照,根据微弱联系的例外,证据是作为非法行为的结果而搜集的,但介入的外部因素抹去了先行非法行为的污点。实际上,介入的外部因素净化了证据中的先行非法行为。

　　3.“不可避免的发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克斯诉威廉斯案(Nix v. Willams)中认为,如果通过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合法调查途径必然会发现这类证据,那么“毒树之果”原则并不禁止违反宪法获得的证据的可采性。在默里案(Murray v. U. S.)(1988)的裁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不可避免的发现”的例外实际上是从“独立来源”例外推断出来的。因为有污点的证据只要实际上是通过独立来源发现的,就具有可采性。而所谓的“不可避免地或必然被发现”,其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有另一个行为或肯定会有另一个行为(虽未实际发生)会导致证据被发现。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价值内涵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诉讼法上的价值

　　“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5]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实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体正义的实现使人们最终相信自己的权利会得到保障。但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会有价值冲突,实践中存在保障了程序正义损害了实体正义,实体正义获得了保障程序正义受到损害的情形。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中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黄金分割点”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证据是呈现法律事实的灵魂,是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内核。证据的目的是对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论证以达到法律对事实的承认,实现案件裁判的公平正义。因此,证据的合理采信是取得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黄金分割点”的切割刀。

　　证据的采信不仅要考虑证据的客观真实,还要考虑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若是单单只注重证据对于案件客观事实的论证意义,对取得证据的方式是否合法置若罔闻,那么获取证据的手段必定五花八门,以侵害公民权利的方式采集证据的手段必定会出现。因此,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我国亦然。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但是我国对于这类证据是否采信语焉不详。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证据制度中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证据制度将残缺不全。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本身特点是它的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由这种证据的产生特点可以看出它不具有强“污染性”,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若在案件中采信,对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强大的保障力。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L.亨金。国家制度可以是各国有别,人的权利则是普遍并超越国界的。[6]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已经扩展为人权范畴。在各领域的人权保障中,“诉讼人权保障更主要地指个人人权(非集体人权)保障,具体而言就是指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7]在诉讼人权中,诉讼参与人——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处于同等的地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现象,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必要的措施。但是,仅仅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不合时宜,被害人的保护也是必须。在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后,又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进行绝对的排除则很可能使某些犯罪人逃避法律的惩罚,这对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价值冲突是法存在的前提条件,法的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在价值冲突中的价值丧失与耗损。立法者无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中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不愉快的代价。违反法定程序、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是违背近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理论的,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非法侵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其本身是反映真实情况的,甚至可能成为证明犯罪事实最为直接和关键的证据,采用则可能顺利追究犯罪、平息民愤、维护秩序,排除则可能放纵犯罪、极大的打击民众对正义和法律的期望,甚至使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损失。1926年美国知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在纽约州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卡多佐认为:“证据不得任意排除,否则岂不是因警察的一时疏忽,而让罪犯逍遥法外。”[8] “证据是个‘无辜者’”。[9]我们不能在证据的采信中产生一个谬误——以非法证据排除的名义断送非法证据衍生证据合法收集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不足

　　在我国,宪法对保障人权、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例如,《宪法》第33条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等等。与宪法相适应,新修改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也对非法收集的证据做出了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占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如何处理并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