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增值税由于具有许多优点，受到多数国家的青睐。我国实行增值税的时间不长，在增值税运行方面还缺乏经验，因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增值税转型问题、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问题、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问题、税收环境问题、运行机制问题以及税收管理问题比较突出。
关键词：增值税 转型 征收 管理

　　我国全面推行增值税以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也暴露出一些矛盾，影响了它的功能进一步充分发挥。此外，增值税的征收管理过于依赖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带来一些问题。
一、增值税转型问题
增值税的税基是货物和劳务的增值额。由于税基的价值构成不同，增值税分成三种类型：即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转型问题，涉及几个方面：
（一）必要性
1、重复课税因素并未完全消除，由于我国推行的是“生产型”而非“消费型”增值税，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款不予抵扣，因此，仍存在重复课税现象，并由于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重复课税的程度也不一，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2、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资本支付的增值税得不到抵扣，不利于产业政策的实现。
3、内陆地区采掘业等基础产业比重大，基础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税负高于沿海地区加工工业，不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4、不利于扩大产品出口，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不含税价格出口产品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也是提高本国产品竞争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税款抵扣不足，即使按照增值税法定税率计算退税，出口产品仍然含有一定的增值税。产品出口成本中，由于固定资产价值所含已征税款得不到退税，不利于扩大我国产品出口。
5、增值税抵扣项目审核比较困难。由于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额不能抵扣，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如何准确划分固定资产与非固定资产的问题。虽然财务会计制度对此做出了规定，但具体到一些单位价值超过标准、但使用年限不够，或使用年限较长、单位价值却不到标准的项目，尤其是低值易耗品和修理零配件，是否作为固定资产，容易与企业发生分歧。同时，一些企业为了达到多抵扣的目的，往往将大修理化整为零，增加了税收管理工作的难度。
6、不法分子利用扣税差异，偷逃国家税收。目前我国增值税允许抵扣的凭证种类多，扣除率不一，加上主要是依靠人工审核，辨别真伪较难，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扣税差异，大肆偷骗国家税款，使国家利益受损。
7、税收负担失衡
由于我国现行增值税在税率结构、政策和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生产型增值税税负与产业结构的资本有机构成密切相关，使得增值税税收负担分布失衡。
(1) 行业之间增值税负担水平不同。一些高新技术等资金密集型产业，由于外购固定资产比重大，所含增值税款不予抵扣，税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同时一些自然资源开采和以矿产品为生产资料的行业，增值税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2)增值税两纳税人之间税负水平不同。由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方法上不同，使得两者的税负水平存在差异，销售毛利率高的商业企业如果选择做小规模纳税人，就比选择做一般纳税人的税负低，反之则高。
（二）紧迫性：
1、21世纪是知识经济竞争的年代，资本品（包括无形资产）的投资要负担税款的办法，会削弱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
2、我国加入WTO多年，但我国产品如仍背负着隐性的“投资税”，无异带着枷锁与人赛跑，势必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正处结构转型的关键时刻，需要进行资产重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步伐，积极推进商品出口，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在这个时候将现行增值税由生产型转换为消费型，已是十分迫切了。
（三）增值税税收负担分布失衡的弊端：
1、没有充分体现增值税公平税负的原则，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我国现行增值税制虽然使同一行业的企业之间增值税税负基本相同，但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增值税税负相差较大，违背了增值税税负不因行业、企业和产品差异而有差别的原则。在销售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增值税税负水平主要取决于增值额的大小和税率的高低。现行增值税税负分布不均，使得处于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能力出现差别，影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2、影响了对税负较高行业的投资，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失衡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使得企业更新设备、改造技术和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值税税负较高，建设这些项目的投资多于一般产业，投资成本增加，经营风险加大，影响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投资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和优化。只有尽快实施增值税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四）转型风险
目前实施转型是会有一定风险的。风险之一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保障；风险之二是企业承受能力的限度。这两个方面风险的程度又是此消彼长的，其关键则在于转型的方法。
一般来说，在原税负的基础上选择生产型增值税由于税基宽，相对税率可以定得低些；如果选择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税基没有了固定资产价值，相对税率则要定得高一些。据1994年税制改革时测算，新税制中的增值税基本税率选择生产型为17%，如果选择消费型要达到23％多，相差6个多百分点。现在如果要将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则要基本税率相应调整到23%多，国家财政收入方面的风险就基本上可以化解 。但是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则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不同而发生此消彼长。基础工业、采用高新技术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税负下降；加工工业、一般传统技术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税负上升。而后者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困难比较多，承受增加税负的能力弱，有可能会造成破产户数增加，欠税增多，使相当一部分税收不上来。
为减轻财政风险实行收入型增值税，弊多利少。实施收入型增值税的固定资产抵扣税额总量上并没有减少，只是最初年份可能少一些，以后逐年递增，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同时，生产型增值税的许多问题依旧存在。而且从操作上讲，抛却了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扣税的链条机制，计算繁琐，税基的核实难度加大，征纳成本增大。故我们把收入型增值税排除在选择之外。当然，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得快一些、经济效益提高，会减少财政风险。
（五）降低转型的代价
如果时机和方法的选择恰当，实施转型的代价就较小。有两种选择：
1、适当调高税率，做到一步到位。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政府宏观政策取向，首先应放在扩大内需、稳定汇率以振兴经济上，税收上需要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实施转型。
2、结合政策取向分期分批逐步推行。
上述做法比较彻底，收效快，但对财政和经济的振动也大，有些影响难以预期。如果政府宏观政策取向考虑稳定的需要，则宜采取稳步渐进的方法。
二、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问题
从理论上说，规范化的增值税应该覆盖到货物和劳务的所有领域。但从世界上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地区来看，并非都是如此。
现行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从社会再生产诸环节来看，主要集中在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两个环节，没有延伸到交通运输、建筑安装和其他第三产业；从课征的对象来看，主要是动产和劳务，没有涉及到不动产。由于征收范围较窄，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端。
1、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内在制约机制作用得不到充分有效发挥。按照增值税的基本原理，增值税具有道道征税、税不重征、环环紧扣、税负公平的特征。如果从产品的投入、产出、交换到最终消费环节全面实行增值税，就像一根链条，一环紧扣一环，完整而严密，增值税的内在制约机制就能充分发挥作用。然而，我国现行增值税仅仅是在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两个环节征收，其他领域特别是与工业和商业关系十分密切的交通运输和建筑安装等领域继续征收营业税，致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中断，内在制约机制的作用明显削弱，增值税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
2、增值税主体税种的地位受到威胁。增值税是我国的一个主体税种，但是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主体税种的地位明显降低。
3、政策界限难以区分，征管实践中相互扯皮。由于我国现行流转税在征收范围上采取的是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并立，前两者交叉征收，后两者互不交叉的格局，因此，在理论上，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政策边界可以分清。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活动行为日趋复杂，增值税和营业税对有些行为征收的政策界限难以准确划分，如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等，再加上这两个税种分属不同的国税和地税机关征收，使得在实际征管工作中经常出现相互扯皮、发生争执的现象，给纳税人和税收征管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4、不符合国际上增值税改革的发展方向。虽然世界各国推行增值税时，其征收范围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说，经济比较发达、社会基础较好、法制相对健全、管理手段较为先进的国家，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覆盖面广；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增值税初期，由于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征收范围往往都比较窄。然而，就增值税改革发展趋势而言，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都在不断扩大。
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一要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二要有利于加强税收管理、增加税收收人；三要有利于税制简化，解决目前存在的矛盾。
三、税收环境问题
借鉴各国增值税改革的经验，增值税管理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包括立法程度、纳税意识、执法责任、管理水平等，社会环境又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就我国推行增值税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首先，从内部来说，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较为淡薄，随意性比较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还很普遍，主要表现为少数税务执法人员在增值税管理工作中，有章不循，有的甚至徇私枉法、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其次，从外部来说，全社会依法纳税和依法治税的观念还不强，具体表现在有些纳税人偷骗增值税的欲望强烈，税务违法案件有增无减，特别是少数地方党政领导随意干预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甚至指使、纵容偷骗国家税款的违法行为。
增值税管理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完善，对强化和改进增值税管理十分不利。
1、破坏了国家税法的统一，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在增值税管理过程中，有些地方不严格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执行，而是擅自制定违反全国统一规定的地方文件，使得国家统一税法名存实亡，不仅破坏了国家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而且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
2、增加了增值税管理的难度，提高了税收成本。由于各行其是，自定章法，虽然有些规定从本地区来看有利于强化增值税管理，但从全国来看，却可能产生管理漏洞，为不法分子偷骗国家税款打开了方便之门，给增值税管理增加了新的难题。为堵塞征管漏洞，改进增值税管理，势必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使得税收成本居高不下，呈不断增长之势。
四、运行机制问题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实行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税额进行税款抵扣的办法，强化了增值税管理内在监督制约机制作用，有利于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然而，目前增值税管理的内在制约机制正面临挑战。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数量逐年递减，制约机制赖以生存的主体日益萎缩。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只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才能实行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因此，保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必要的规模，是增值税管理内在制约机制有效运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
(2)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制约机制赖以依存的载体问题很多。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抵扣税款的特殊功能，一些不法分子不惜铤而走险，疯狂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各种涉税犯罪活动，如伪造、虚开、代开、盗窃、改码等，形式多种多样，花样层出不穷，金额越来越大，后果愈来愈严重。更为严重的是，不法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达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使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难度不断加大，危及整个抵扣链条的严密性和有效性。
　　内容提要: 因他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遭受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伤害即为精神创伤。精神创伤赔偿旨在保护自然人的精神健康权，因此有别于现行法下“精神损害赔偿”之概念。直到晚近，精神创伤的可赔偿性方才获得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律的认可与重视。尽管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了诸多精神创伤案件，但是我国学界对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研究甚少。本文则通过考察精神创伤赔偿的基本概念，结合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法域的相关理论与实务，探讨在我国现行法下如何建构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以期为实务界审理日益增加的精神创伤案件提供学理上的参考。


一、导论
无论在普通法系抑或大陆法系，精神创伤赔偿理论都是随着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深入，至晚近才逐步发展起来。以英国法为例，尽管早在1886年的考尔特斯诉维多利亚铁路管理委员会案（Coultas v. Victorian Railways Commissioners）[1]中，针对精神创伤的损害赔偿请求就被提出，然而直到1901年的杜理廖诉怀特父子案（Dulieu v. White＆Sons），[2]法院才认可精神创伤的可赔偿性，但须以“受害人因担心自身遭受即时的人身伤害而引发精神创伤”为条件。1925年，审理海姆布鲁克诉斯托克司兄弟案（Hambrook v．Stokes Bros）[3]的法院首次准许因担心他人安危而引发精神创伤的受害人获得赔偿，从而将精神创伤赔偿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83年的麦克洛夫林诉欧布瑞恩案（McLoughlin v. O’ Brain）[4]又进一步扩展可赔偿之精神创伤的范围，即准许事发之后才赶到现场或医院的受害人就精神创伤获得赔偿。上述四个里程碑式的判例见证了一个世纪中英国法上精神创伤赔偿理论的发展历程。
最近20年间，包括英国在内的各个法域发生了更多的精神创伤案件。这些案件对原有的精神创伤赔偿理论和实务不断提出挑战，并促使其继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创伤案件也已经出现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例如，在赵女士诉北京振远护卫中心案[5]中，原告和同伴在行路时遭遇车祸，事故中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虽然原告在事故中只是被轻微剐蹭，但事后她的脑海中却时常浮现事故的过程和伤亡者的惨状，同时伴有头晕心悸的症状，经医院确诊为“植物神经紊乱症”。原告就此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可以预见，随着人们逐步认识并重视精神健康，各种精神创伤案件将会日益增多。
然而，在我国侵权法上，“精神创伤”仍然是个相对陌生的概念，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亦尚未为学界所广泛关注。[6]而本文将对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予以探讨，希望为实务中精神创伤案件的审理提供学理上的参考。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讨论精神创伤赔偿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并与现有的相关法律术语作必要的辨析。第二部分则通过比较法研究，考察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法域就精神创伤赔偿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务。第三部分将探讨在我国现行法下宜如何构建精神创伤赔偿理论。

二、精神创伤的概念
（一）基本表述
“精神创伤”（Psychiatric Damage, Mental Trauma or Psychiatric Injury）通常是指因他人的故意或过失行为而遭受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伤害（下文简称为“精神伤害”），它是精神健康权（Right to Mental Health）受到侵害的结果。精神创伤有时也被称为“神经性休克”(Nervous Shock)。这曾是英联邦法域中的通用表述，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却多次受到法官和学者的批判。[7]其主要理由是，法律所认可的具有可赔偿性的损害，并不是瞬间的休克或震惊，而是因震惊而引发的精神伤害；因此“神经性休克”的表述并不确切、且具有误导性。相反，他们主张使用“精神伤害”（Mental Injury）或“精神失常”（Psychiatric Disorder）等更为现代的表述来指称精神创伤案件中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这项观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法域[8]和法官所采纳。
“精神创伤”是否具有可赔偿性，或者说，它是否属于法律所意图保护的利益（即“法益”），在法律史上曾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之前，精神创伤因为诸多政策因素而被排除在法益范畴之外。这些因素包括：当时医学对精神疾病研究的不足；一旦打开案件的“水闸”（Floodgates）将会使法院不堪重负、并可能牵连保险业的顾虑；可能怂恿人们提起虚假的精神创伤赔偿请求；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具体的损害数额难以评估等。然而，随着精神病学的发展和人们对精神健康的关注，基于相关技术性困难而只承认身体伤害（Physical Injury）、却不认可精神伤害的保守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法域所抛弃。如今，在普遍肯定“精神创伤具有可赔偿性”的前提下，法学上的更多争议则是围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大范围内保护人们的精神健康权”而展开。
（二）医学上的概念辨析
“精神创伤”概念是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伤害，从而有别于人们通常所指的“情绪上的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在日常生活中，因情绪而引起的身体反应通常只持续短暂时间，它对人的健康不致产生危害，相反却有益处（例如，分泌肾上腺素以恢复肌肉的力度）。但是，如果某种负面情绪（例如，惊恐、焦虑、悲伤、尴尬或失望）持续较长时间或者重复出现、超过当事人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将导致其无法摆脱该情绪的困扰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压力。这种状态的持续存在，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精神疾病。因此“情绪上的痛苦”与“精神创伤”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人类的正常情绪，本身并不会给健康带来明显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必定不会引发损害赔偿责任，在某些法域[9]其亦具有可赔偿性）；而后者是侵害精神健康权所导致的精神伤害。
从医学的角度看，精神创伤与身体伤害一样，都是人身伤害（Personal Injury）的具体类型；只是前者针对的是精神的健康，后者则针对身体的健康。同样的，对精神健康的侵害也会造成经济损失（例如，治疗精神疾病所需的费用、误工费、看护受害人所需的费用）和非经济损失（例如，因患上精神疾病而婚姻破裂）。
依据“因某种负面情绪而导致的身体伤害（例如，因受惊而摔伤或流产）具有可赔偿性”的事实，并不能由此推定该情绪必定引发了精神创伤。是否造成精神创伤，需要借助于医学的诊断。当然，就“正常”的情绪波动和“不正常”的精神病症，并非总能轻易地作出区分。虽然某些严重的精神疾病[10]容易判定，但是那些较为缓和的精神病症（例如亚临床抑郁症）则表现得与日常的忧虑或沮丧的情绪相似，从而增加了判定的难度。另外，由于日常负面情绪与精神创伤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绝对的界限，某些具有介于两者边界地带的精神状况，也往往成为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精神创伤时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三）与相关法律概念的辨析
1.“精神创伤”与“非财产损失”
所谓非财产损失，是指“权利被侵害”本身即构成一种具有可赔偿性的损害，不管该侵害行为在后果上是否给受害人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与否。在那些认可“非财产损失”的大陆法系法域，[11]非财产损失一般只限于侵害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名誉权、尊严、隐私权、身体自由权等）的情形，并未扩展到侵害财产性权利的案件；换句话说，于后者而言，实际损失的客观存在依然是受害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要条件。[12]在涉及非财产损失的案件中，由于无需考虑受害人是否遭受实际损失，因此，即使是那些处于无意识状态、从而无法感受伤害的人（例如婴儿、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亦可能因为人格权被侵害的客观事实而获得赔偿。此时，法院通常会裁定给予受害人特定数额的实质性损害（Substantial Damages）赔偿。[13]
在普通法系，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自身可诉性（Actionable per se）侵权行为”，即使侵害行为并未导致任何实际损失，受害人仍然可以提出有效的诉由。确立该项制度的意图在于，普通法认为某些权利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即使受害人没有遭受实际损失，其仍然有权要求法院确定侵害行为的违法性、维护该权利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从而展现侵权行为法亦具有确认权利的功能。有别于大陆法系，普通法系的法院通常只给予受害人以“名义上的损害”（Nominal Damages）赔偿。此外，并非对所有权利的侵害本身都具有可诉性；普通法只将其适用于有限的几种情形：“对土地的侵入”(Trespass to Land)、“对身体的侵害”(Trespass to Person)、[14]“诽谤”(Defamation)，以此突出对土地的占有权、身体权和名誉权的特别保护。
而在精神创伤案件中，受害人的精神健康权受到侵害，且在后果上发生了实际的经济损失或非经济损失；受害人据此可请求侵害人赔偿其实际损失。由此可以，精神创伤与将“权利被侵害”本身作为损害的“非财产损失”有着本质的差别。
2.“精神创伤”与“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Mental Suffering）是一项宽泛的概念，通常于如下三种不同情形中使用。①遭受身体伤害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此类案件中，受害人因身体伤害而承受肉体的疼痛、精神的痛苦，并可能丧失生活中的某些乐趣；[15]或者，患者因医生误诊使得患者丧失存活特定年限的机会，从而饱受沮丧和绝望情绪的困扰。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16]基本上所有法域都认可这种与身体伤害相伴存在的精神损害。②其他人格权益（例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或身份权益被侵害的受害人，或者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被损毁的受害人，“直接”承受情绪上痛苦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尽管受害人情绪上的痛苦尚未构成精神疾病，但依然遭受负面情绪的困扰、并导致心境的失衡和不安定。例如，某种亲属关系因被告的过错行为而遭受损害，受害人为此经历情绪上的痛苦；或者，因先人的遗体、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或隐私受到侵害而遭受情绪上的痛苦。③因被告的过错而遭受情绪上或感情上痛苦的第三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7]此种情形经常发生在与受害入有着特定关系的人群中，包括丧失性行为能力之受害人的配偶、生命健康权遭受侵害之受害人的家属或亲属。
人格价值是无形且非物质的，在本质上无法用金钱予以评价。不过，为了彰显法律对人格权的切实保护，同时使侵害人承担不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的侵权行为法均认可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来保护人格权；尽管不同法域所规定的要件、保护的范围存有区别。一般而言，所谓的“精神损害”指的是“破坏平和心境的负面情绪”，但尚未发展至精神伤害或精神疾病。法律允许对该负面情绪予以金钱上的赔偿。
与“精神损害”的概念不同，如果受害人因所遭受的负面情绪继而引发精神病学意义上的伤害，那么就直接构成对“精神健康权”的侵害，侵害人需要对“精神创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可赔偿性的问题、具体损失项目的确定、损失数额的计算都将有异于精神损害的相关规则。[18]
可能产生疑问的是，精神创伤的受害人是否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当受害人因为被告的过错行为患上精神疾病，除却治疗费用、看护费用、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外，该受害人能否以治疗过程中的肉体痛苦、丧失生活乐趣等为由请求损害赔偿？尽管精神创伤所侵害的精神健康权，但是它与侵害身体健康权的身体伤害并无本质的区别，两者在法律上应当获得相同力度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如果精神创伤导致受害人遭受肉体痛苦或丧失生活乐趣，那么其亦有权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同理，精神创伤受害人的近亲属亦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四）精神创伤案件的类型化
1．第一顺位受害人和第二顺位受害人
基于受害人的精神创伤与被告过错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可以将遭受精神创伤的受害人分为两类：第一顺位受害人（Primary Victim），即那些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Personal Involvement）、并遭受负面情绪而引发精神伤害的人；第二顺位受害人（Secondary Victim），即指那些并未直接涉入被告的过错行为、但却因目睹或获悉第一顺位受害人所遭受的（身体和/或精神）损害而产生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的人。相比较于前者，第二顺位受害人的案件往往更容易在学理上和实务中引起争议；其原因在于，第二顺位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并不是被告的过错行为直接产生的损害结果，而是以第一顺位受害人的人身损害为媒介、反射到第二顺位受害人之后产生的损害结果。这种“反射性损害”[19]在性质上属于间接损害。根据传统的侵权行为法理论，原则上仅直接损害具有可赔偿性；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之间另作约定，间接损害不予赔偿。[20]然而，随着侵权行为法所认可的法益范围不断扩展（例如，精神健康、精神安宁、性生活乐趣、纯粹经济损害等），某些反射性损害亦逐渐被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法域所承认，尽管各个法域的保护力度不尽相同。第二顺位受害人的精神创伤就属于其中的一种。
2．案件类型化
根据实务中的各种案情，可以将这两类受害人所可能涉及的案件进行类型化。但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经类型化的案件并不能穷尽纷繁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案型。第二，类型化便于人们的理解，并有助于实现“相同案件、相同处理”的要求，但是对不同案型的理解不宜过于封闭或简单化。具体而言，第一顺位受害人请求精神创伤赔偿的案件包括如下六种案型：
(1)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同时遭受身体伤害和精神创伤。例如，甲与乙驾驶的车辆迎面相撞，在车祸中乙严重受伤，并同时受到惊吓而引发精神伤害。[21]
(2)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虽然并未遭受身体伤害，但是却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范围中（Within the Zone of Danger），并且因担忧自身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例如，甲在驾驶车辆时违规切线，将要与乙所驾驶的车辆迎面相撞，虽然乙及时改变方向盘、避免了一场车祸，但是乙却因为这次危险的经历而引发精神伤害。
(3)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虽然并不属于遭受身体伤害的危险范围内，但却因为担忧自己在事故中的“参与行为”会对第三人直接或间接地造成身体伤害而引发精神伤害。此类案型中的受害人通常被称为“非自愿的参与者”(Involuntary Participants)。例如，雇主甲为雇员乙提供了质量有瑕疵的绳索，当乙开动起重机吊运货物的时候，用来捆绑货物的绳索突然断裂，导致吊运中的货物意外下落。乙意识到该货物着地的位置上刚好有同事丙在工作，由于极度担心丙的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22]
(4)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通常是具有情感价值）的财产遭受损失，受害人因此遭受负面情绪，而引发精神伤害。与上述案型不同，在事故中受害人并非基于人身性的损害或危险，而是由于其财产受损而遭受负面情绪并导致精神伤害。例如，某人请他人在家中安装中央供暖系统，当她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屋顶冒出浓烟，熊熊大火烧毁了她的房屋和屋内的所有物品。她受惊并感到极度悲哀，事后发展为精神疾病。[23]
(5)案件并不涉及任何事故，受害人因被告的过错行为而直接遭受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例如，学校规定了过于严格的纪律制度，其中包括当众批评违反该制度学生的规则，一名学生在当众接受指责后感到极度尴尬和羞辱，并最终发展为精神分裂症。[24]又如，一名警察因长期遭受同事的骚扰、排斥和欺凌而遭受精神伤害。[25]再如，医院要求一名年轻医生每周工作88个小时，经过数周高强度的工作后，该医生患上精神疾病。[26]
(6)受害人因为被告向其告知（虚假的或真实的）噩耗而遭受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就涉及虚假噩耗的案件，例如，电报发送人员错将一份来自于某地、写着“詹姆病危，急于相见”的电报发送给一对夫妇，该夫妇恰好有一个名叫詹姆的儿子在该地工作。收到电报后，母亲因极度担忧而引发精神伤害。[27]而涉及真实噩耗的案件，例如，某医院发现某一医务人员患有艾滋病，并将该消息和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直接告知曾接受该医务人员手术治疗的患者。获悉此消息后，患者因极度担心自己被感染而引发精神伤害。[28]
第二顺位受害人请求精神创伤赔偿的案件主要有两种典型的案型：
(1)受害人因亲眼目睹第一顺位受害人在因被告[29]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而受困于负面情绪并发展为精神伤害。例如，某路人刚好看到一个在高空作业的工人不慎跌落地面而死亡的场景，其受到严重惊吓，并因此患上精神疾病。这种案件通常被称为“旁观者案型”（By-passer Case）；
(2)受害人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与其有深厚情感的第一顺位受害人在因被告过错而造成的事故中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但是事后赶至该事故现场、或者事后获悉或被告知该项事故，由此产生负面情绪并引发精神伤害。

三、精神创伤赔偿理论的比较法研究
（一）英国
在普通法上，过失侵权责任的确立需要具备四项要件：注意义务的存在、违反注意义务（即构成过失）、实际损害与过失行为间存有因果关系、实际损害并非过于遥远（Not too Remote）。精神创伤案件中绝大多数的争议围绕“是否存在避免原告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这个问题而展开，这也将是下文考察的重点。[30]另外，由于普通法区分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两种不同的案型，因此下文也将对这两种受害人分别予以论述。
1．第一顺位受害人或第二顺位受害人的判定
不同于第二顺位受害人，第一顺位受害人是直接涉人被告的过错行为的人。而如何理解“直接涉入”的概念，成为审理精神创伤案件的法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McFarlane v. EE Caledonia Ltd）[31]二审中，斯图亚特·史密斯法官（Stuart-Smith LJ）详细分析了因担忧自己的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是否“直接涉入”事故的问题。他认为，因担忧自己的安危而引发精神伤害的受害人可能在三种情形下被认为“直接涉人”了事故：①受害人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实际危险范围之中，但却侥幸脱险；②受害人虽然没有实际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实际危险范围之中，但事故发生得如此突然、如此意外，他可以合理地认为自身的安危受到威胁；③受害人之前并没有处于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实际危险范围之中，但事后基于某种需要进入了该危险范围（例如，救援者）。而在该案中，原告麦克法雷恩是北海一个石油钻塔上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在一艘距离钻塔约550米的船只上休息。午夜时分，钻塔上发生一连串的急剧爆炸，导致167人死亡、67人受伤。原告所在的该船只两次驶近钻塔约100米处试图营救，未果。事故发生3个小时45分钟后，包括原告在内的工作人员被直升机接走。尽管原告事后被诊断遭受精神伤害，但是法院最终判定，他不属于上述“直接涉入事故”之三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因此他并不构成第一顺位受害人。
如果受害人因为担忧他人（而非自身）的安危而在事故中遭受精神伤害，那么他是否属于“直接涉入事故”的第一顺位受害人呢？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上诉法院的两个判例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案件是扬诉查尔斯教堂（南方）有限公司案[Young v. Charles Church(Southern) Ltd]，[32]原告和同事科克一起搭建脚手架，在工作过程中，原告听到一声巨响，转头看到科克因不小自将电极与电线接触而意外触电。原告因为担忧科克的安危而受惊，并引发精神伤害。审理本案的英国上诉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虽然原告担忧的并非自身安危，而是第三人的安危，但是他仍然属于第一顺位受害人。第二个案件是西约克郡警察局局长诉斯科菲尔德案（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Police v. Schofield），[33]一审原告警员斯科菲尔德与警官杜丁一起去某一居民寓所检查发现的一批枪支，杜丁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拿起一支枪朝屋内的一堆折叠的床褥连开六枪，在几英尺外的原告则立即伸手保护住两名女户主。事后，原告被诊断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但是她在陈述中坦承，当时她并没有感到恐惧或担心自身的安危。二审的英国上诉法院认为，并不是在每个案件中“担忧自身安危”都是“直接涉人事故”的必要条件；本案中的原告身处事故现场、又面临遭受人身伤害的危险，这就足以认定她是第一顺位受害人。
英国法不以“担心自身安危”为第一顺位受害人的要件，是对严格区分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受害人制度的一种变通。尽管担心自身安危是引发精神伤害的常见情形，但绝非唯一的情形。在某些特定案情下，事故中因担忧他人的安危或者单纯的意外受惊而患上精神疾病的受害人也需要法律的救济，但作为第二顺位受害人则较难获得赔偿。此时，法官往往通过扩大对“直接涉人”概念的解释，将此类受害人也纳人第一顺位受害人，从而使其获得赔偿。然而，这样的做法的客观后果是，模糊了第一顺位受害人与第二顺位受害人的界线。
2．第一顺位受害人
在判定原告是第一顺位受害人之后，法院需要考虑的是，被告是否对该受害人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斯图亚特史密斯法官在审理麦克法雷恩诉凯里多尼亚有限公司案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可被合理预见的精神伤害”标准，即“可以清楚地预见一个具有合理心理承受能力的人也会因担忧自身安危而受惊、以致引发精神创伤”。[34]不过，这项标准被之后的佩吉诉史密斯案（Page v. Smith）[35]所修正。该案涉及一起轻微的车辆碰撞事故。驾驶汽车的原告在事故中并未受到身体伤害，但却遭受了精神创伤。英国上诉法院认为，案件涉及的事故程度轻微，无法合理预见原告会因此遭受精神伤害，从而否定了原告的赔偿请求。然而，英国上议院在终审时认为，判定“对受害人是否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创伤的注意义务”应适用“可被合理预见的人身伤害”标准。换句话说，只要能够合理预见直接涉人事故的第一顺位受害人可能遭受人身伤害（无论是身体伤害、抑或精神伤害），那么就认为被告对其负有避免其遭受精神伤害的注意义务。一方面，这项新的判定标准降低了第一顺位受害人证明注意义务的难度；在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行为人承担了过重的注意义务，即在那些身体伤害可被合理预见、但精神伤害却无法被合理预见的案件中，行为人也被要求对遭受精神创伤的第一顺位受害人承担责任。这是佩吉诉史密斯案所确定的判定标准备受批评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