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两个问题的讨论

唐正洪

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呈逐年增多趋势。由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机制的特殊性以及相关立法的滞后性，导致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存在一定难度，审判实务中出现了不少问题，适用法律不统一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当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突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劳动争议诉讼程序的衔接不统一、不规范；二是在处理工伤保险赔偿制度与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把握不好。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及审判对策作一些审判实务方面的讨论。

一、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诉讼的关系

（一）劳动争议诉讼应当严格执行仲裁前置制度。

在审判实务中，劳动争议仲裁（以下简称仲裁）前置制度已为广大司法工作者普遍理解和接受，但是仍有个别人员在严格执行该制度上还存有疑意。例如：对劳动争议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而仲裁委员会长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当事人不得已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对此有人认为可视为争议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劳动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确实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实体上作出仲裁裁决；二是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程序上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结论（包括裁决、决定、通知书三种形式）。因而，凡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而仲裁委员会未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都属于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人民法院均不应受理。

（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从仲裁到诉讼有其自身的规范体系和特征性，不能因其在诉讼阶段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范体系，而完全以民事诉讼的规范和理念来排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本身的规范和特征。相反，人民法院在运用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在某些环节上，应当以劳动争议程序规范在诉讼阶段的特殊规定，来影响和改变某些民事诉讼程序原有的规范及理念之具体适用。

1、“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的特殊体现。

在起诉与诉讼请求的关系问题上，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具有特殊性，体现在“人民法院应当对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这一规定上。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的当事人一般是仲裁程序中的败诉方，可分为两类：一是在仲裁程序中实体权利未得到保护或未得到充分保护的当事人一方；二是在仲裁程序中被裁决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一方。以前述第一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诉讼请求的核心就是保护实体权利，其起诉的目的与诉讼请求之间具有一致性；而以第二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起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诉讼请求，其起诉之目的就是不服仲裁裁决而通过起诉使裁决不生效，进而将劳动争议交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对于后一情形，人民法院不得不处理原告未请求的事项，这说明劳动争议诉讼的特殊性影响和改变了“不告不理”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

第一、诉争请求可经由仲裁程序向诉讼程序“移植”而形成。劳动争议诉讼是以仲裁为前置程序的一种特殊程序，已经完成的仲裁程序因素对后续的诉讼程序来说仍然具有某种程序价值意义。“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应当从仲裁与诉讼两个程序的结合中才能得到完整体现。由此产生如何将仲裁程序中的争议事项“移植”到诉讼程序中来的问题，对此人民法院或法官必须充分行使释明权，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仲裁裁决因一方当事人起诉而不生效”、“当事人应针对劳动争议本身提出诉讼请求或者进行反驳，并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等重要事项，促使当事人将其在仲裁程序中已呈请的诉争请求和提交的证据在诉讼程序中再行提出，从而达到“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的诉讼要求。

第二、在诉讼中当事人可提出与仲裁诉争内容“具有不可分性”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所要解决的争议内容，既包括已经进行的仲裁程序中反映出来的诉争请求，也包括在诉讼程序中新增的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的诉争请求，也即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完全受制于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中的诉争内容的限制，可以适当超过该劳动争议在仲裁程序中所诉争请求的范围。

第三、当事人的诉争请求应当在诉讼程序中另行提出。不管是在仲裁程序中已提出的诉争请求，还是在诉讼程序中增加的诉讼请求，都必须有赖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明确提出来，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人民法院“全面审理”的对象，否则确实有违“不告不理”诉讼原则。但是，在劳动争议诉讼中，起诉与诉讼请求的提出两者可以相分离，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的形式可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有所区别。从“人民法院应当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全面审理”的制度规定可见，对于劳动争议来说，只要当事人任意一方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人民法院就应当对争议进行全面审理，其他没有起诉或者没有反诉的当事人，如果仍然坚持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诉争请求或者另行提出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的诉讼请求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该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不必另行起诉或者提起反诉，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一并作出判决。

2、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应不存在反诉问题。

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的情形，《劳动争议解释》第九条规定“先起诉的一方为原告，后起诉的一方为被告，但人民法院应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一并作出裁决”，由此可见，劳动争议诉讼从程序规范上排除了反诉制度的存在。同时，根据反诉的原理，反诉得以成立应当具备三个构成要件：1、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的；2、反诉是独立的诉；3、反诉与本诉有一定关联性。因此，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中，反诉要得以成立也必须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但是，一般而言，那些在劳动争议诉讼中被认为是提出反诉的，其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反驳本诉，而不是为了抵销本诉。而且，从《劳动争议解释》第六条规定可见，相对于起诉一方当事人的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其提出独立于原劳动争议之诉讼请求，则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另行申请仲裁，这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存在反诉的可能。因而，劳动争议诉讼在反诉的构成要件上缺乏“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和“反诉是独立的诉”这两个要件，使其无法像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那样可以容纳反诉制度的存在。

3、起诉与原仲裁裁决效力的关系。

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因当事人一方起诉而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是也存在仲裁裁决在当事人起诉后经由特定的程序事项而恢复效力的例外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仲裁裁决从何时生效的解释》规定，仲裁裁决在起诉后经一定的程序事项后恢复效力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二是当事人因超过诉讼期间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除此以外，仲裁裁决不存在起诉后经由一定的程序事项而恢复效力的其他情形。在审判实务中，常见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经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的情形，对此有的法院按照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理念处理，即判决驳回不服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且认为在该判决生效后原仲裁裁决即视为生效。这种处理方法及认识，与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仲裁裁决因起诉而不生效”的规定相予盾，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对经过全面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仲裁裁决中具有执行内容的部分吸收到判决主文中来。

二、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程序关系。

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居于突出地位，而在人民法院审理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含有雇佣关系因素的纠纷又占有一定比例。依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及其反映的价值取向，对凡含有劳动因素的用工关系或雇佣关系，都应纳入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和劳动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范围，并且对工伤保险赔偿实行的是无责任补偿原则（有的称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体现了国家立法对劳动者及雇工的特殊保护。因而，对那些在养老、工伤保险等制度较为健全的用人单位工作，订有规范劳动合同的固定工，在其工作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按工伤纠纷以劳动争议程序处理，对此争议不大。但是，在审判实务中，工伤赔偿案件或者存在劳动因素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较多发生在那些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身上。对这类案件，如果依照前述劳动法的规定及价值理念，可按劳动争议的工伤赔偿案件处理。但是，如果是以民事法律规范来考量，这类案件又具有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从而可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来处理。虽然，工伤赔偿制度因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且不进行过错相抵，可使一些工人或雇员从中获得某种实体或程序上的利益。但是，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处理机制及程序具有繁琐、复杂、冗长的特点，其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之处，还要经历仲裁前置程序、工伤认定程序等等。而那些在法律特征上表现为雇佣关系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他们较少有时间、精力和现实条件来承受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繁琐、复杂、冗长的程序过程，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特殊保护的价值意义。因而，应当允许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是按工伤赔偿制度求偿，还是按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求偿。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纠纷案”（1999第5期）等几个典型案件，均是把那些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应当适用劳动法调整的、未订立劳动合同的用工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而以民事法律规范处理伤亡事故的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明确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体现了对人民法院审理前述案件审判经验的总结。但是，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规定的内容与我国劳动法确立的将具有劳动因素的用工或雇工关系均纳入劳动法调整和保护的政策相一致。但是，如果严格执行该规定，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前述案件就应当按劳动争议处理，即应当经仲裁前置程序和工伤认定程序，而不能作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因此，对该规定可以理解为是与我国劳动保护政策保持一致的一种政策性宣示条款，在审判实务中应当谨慎适用。

（二）工伤认定问题。

工伤保险制度是劳动法背境下的特定事物。在我国，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关机的职权行为，当事人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因而，对工伤认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得违背相关规定而对是否构成工伤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认定，同时对那些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为的“工伤等级认定书”等也不能作为工伤认定的结论。

在审理工伤赔偿案件中，时常发现未经工伤认定的情形。有观点认为，对于用人单位对构成工伤无异议的案件，不必经由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程序，可由人民法院直接作出已构成工伤的认识判断，并作出工伤赔偿判决。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是否构成工伤的问题与是否按工伤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的问题是两回事，对于虽未经工伤认定但当事人协商同意按工伤标准进行赔偿的，当然可从其自愿，但是人民法院不宜因当事人认可构成工伤而作出已构成工伤的确认判断；第二、对于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赔偿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部分，二是由用人单位支付的部分，对其中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赔偿金部分自然可以依从当事人的意思自愿，但对于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部分，则必须依赖于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才能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自行作出构成工伤的确认，就有可能与劳动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相矛盾。因而，对于未经工伤认定，不管当事人对是否构成工伤问题有无争议，人民法院均不能或不宜直接作出工伤认定或工伤赔偿的判决。对于未经工伤认定，但要求按工伤纠纷处理的案件，可以两种方法处理：一是中止对案件的审理，以等待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结论；二是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告知当事人向劳动行政机关申请工伤认定。

（三）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竞合。

培育优良银行文化,促进规章制度建设—谈谈银行文化建设与规章制度建设的关系

张在祯


一、银行文化建设与银行规章制度建设关系问题

　　（一）广义的银行文化包括银行规章制度。“文化”的定义已有上百种之多。就广义而言，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凡是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的、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的等等都属文化的范畴，是同自然物相对应而言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制度也是文化的一种，文化包括了制度。而每个群体或者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文化都包括更小的亚文化，如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总和就构成了企业文化。企业的规章制度当然也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银行”）作为企业的一种，其规章制度也属于银行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文在认同这种观点的同时，更多的则是从银行文化与银行规章制度并列的角度开展讨论的。
　　（二）狭义的银行文化并列银行规章制度。我们经常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文化”的概念，如“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培育先进企业文化，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等等，这是从制度与文化平等、对等或并列的角度，把制度与文化作为两个不同的管理层次和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来讨论的。从这种意义上讲，银行的文化管理不同于规章制度管理。规章制度更多地强调外在监督与控制，是银行倡导的“文化底限”，即员工必须做到的最起码要求；而银行文化更多地强调价值观、理想信念和道德的力量，强调内在的自觉与自律，是“制度之上的道德规范”。规章制度主要是抑制人性恶的一面，银行文化主要是引导人性善的一面。银行文化管理带有更多“柔性”引导，而规章制度更多的是“硬性”规定。因此，银行文化与规章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三）银行文化与规章制度建设关系问题。在企业管理中，我们对“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认识经常陷入一种误区：或把二者对立起来，或把二者混为一谈，难以把握二者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果只注重柔性的企业文化建设，不重视规章制度建设，可想而知，规章制度又怎能得以执行？反之，只是硬性地推行规章制度，效果也不尽人意。在从事银行规章制度建设工作中，笔者经常反思：为什么银行规章制度建设这项基础而重要的工作开展起来是如此吃力？为什么有些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十案十违规？答案是，在推行“制度治行”的同时，也应倡导“文化兴行”；银行要做到有章可依、有章必依、执章必严、违章必究，就必须高度认识并充分发挥优良文化对规章制度建设的促进作用。

二、优良银行文化对规章制度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一）优良银行文化促进规章制度的制定。没有优良的银行文化，就不可能制定出优良的规章制度。一部好的规章制度必然蕴涵着优良的文化理念。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曾形象地比喻银行的“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外部环境是土壤。”可见，规章制度作为管理工具属于“枝干”的范畴，“银行文化是银行规章制度之根”。文化理念是制定规章制度的指导思想，规章制度要反映文化理念的要求。银行规章制度的制定，一般涉及总行多个有关职能部门，还需要分支机构及全体员工的热情参与。如果有了“银行规章制度是全体员工集体智慧结晶”的文化理念，负责组织起草的部门就会广泛征求并尽可能采纳其他职能部门、分支机构及全行员工提出的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广大员工也会踊跃参与全行的规章制度建设工作，形成良性循环。总行部门之间如果没有“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优良银行文化，就难免发生对某项事情“好管的，都争着去管”、“难度大的，谁都不去管”、“有的规章制度已经重复”而“该有的规章制度还仍然缺失”等现象。分支行的营销经理在办理业务时，发现分行或总行没有相关规章制度，如何处理？难道就不做这项业务了吗？笔者认为，如果法律、法规和监管规章没有明确限制，就完全可以做！边做边总结经验，同时积极主动与分行、总行相关部室沟通，并建议总行尽快制定相关业务管理办法。当然，这是以“和谐奋进”的优良文化理念作为支撑的。否则，很简单：“还没有规章制度，不能做！”
　　（二）优良银行文化促进规章制度的执行。没有“令行禁止”的优良文化理念，再好的规章制度也难以施行。有个小故事，可以说明。印第安原始部落一位叫纳瓦霍的学生，第一次走进都市豪华火车站时，看见墙上贴着醒目标语“请勿随地吐痰”，但低下头时却看到地上仍然有许多痰迹。后在奥克兰市热情接待他的恩赛德太太家，看见到处干干净净，心想她家里一定贴满了“请勿随地吐痰”标语，四处寻找，一张标语也没找到。可见，规章制度就像标语，只是一种生硬约束，那些没有遵章守纪的文化修养、不从心底里像爱家一样热爱公共卫生的人，照样我行我素。大量事实证明，一家银行失败或发生案件，往往不是由于缺乏规章制度，而是缺乏“有章必依、执章必严”的优良文化。资料显示，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月，法兴银行的11种风险控制系统，针对科维尔的各种交易自动发出了75次警报；某银行双鸭山市分行四马路支行案发前，上级分行曾对该支行进行过54次各种检查，但在历次检查中均未发现已经存在的问题；某银行广东南海九江支行营业部员工涉嫌挪用980 万元备用箱现金一案，作案时间长达近4 年之久，其上级行对该支行先后进行过35 次库款检查，都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此等案例，不胜枚举。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制度，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心。
　　（三）优良银行文化促进规章制度的完善。没有优良的银行文化，规章制度难以得到有效维护与持续完善。规章制度永远是落后于实践的。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因此，再详尽、周到、严密的规章制度，也不可能囊括银行经营、管理、服务的所有要求。倘若有人要钻规章制度的空子，那是防不胜防的。但是，优良文化像是“无声的命令”，从灵魂的深处发出呼唤，引导人们在一定时间、地点、情况下，必须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形成了无形的、非正式的和许多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对人们的行为起着约束作用，如同“判例法”确定的原则可以弥补“成文法”具体规定的不足一样，直接弥补了规章制度的不足；另外，规章制度发布之后，除了由起草部门或相应的主管部门持续进行检查监督、应用解释、组织修改、定期清理、汇编编纂等动态维护工作外，分支机构及其全体员工可以结合实际经营管理情况中出现的经验与教训，对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积极主动地向有关部门提出修改、补充、废止等完善规章制度的合理化建议，就显得至关重要。

三、规章制度建设对优良文化建设具有保障作用

　　（一）规章制度以具体规定落实优良文化。“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优良文化的一项重要准则。但是，人的本性难免有感情用事的毛病，优良文化还须靠规章制度来具体落实，而不能以信任代替管理、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在这方面监管规章对内部控制的要求，与有些传统的文化理念也存有“冲突”。古人云“小智治事，大智治人，睿智立法”。实际上企业制定规章制度就是“企业立法”。亚里士多德在讲到法治胜于人治时指出“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著名的分粥故事，可以说明制度是何等重要：有七个人曾住在一起，每天分一桶粥。每天的粥都是不够的。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每周下来，他们只有自己分粥的那一天是饱的。后来，他们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分粥。大家都挖空心思去讨好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瘴气。然后，大家组成三人分粥委员会及四人评选委员会，待相互攻击扯皮下来，粥都全凉了。最后，采取轮流分粥的方法，分粥的人要等其他人都挑完后才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结果大家快乐和气。可见，如何制定科学的规章制度是个关键问题。更何况银行业素有“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的“三铁”之称。正如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认为的，制度的问题很重要，“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所以，银行应从规章制度建设入手，通过制定科学适用的规章制度，使优良的银行文化理念真正“落到实处”，从而对员工行为产生指引、预测、评价作用。例如，谁都知道“服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是优良文化理念，如何落实呢？据悉，麦当劳的作业手册有560页，其中仅对如何烤牛肉饼一项就有20多页。
　　（二）规章制度以奖励措施倡导优良文化。一般说来，企业文化更多的表现为倡导性的理念口号，就内容而言与企业道德相关，其要求往往比规章制度要求高。作为金融企业的银行文化理念要求应比一般企业高。我们银行员工的行为规范或职业道德标准应比一般企业员工高。笔者以为，可以参照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什么呢？试想：医生的责任有多重？病人把生命托付给他；银行人的责任有多重？客户把财富托付给您！至于规章制度的内容，则是对优良文化中必须落实的最低要求，属于基本标准。当然超过了标准则不限制，如同要求八时上班七时早到。由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对组织目标认同的差异性，要想使个体与群体之间达成协调一致，光靠优良文化引导是不行的。所以，比较规范的规章制度对超过一般标准的优良行为就设定了奖励措施，倡导、鼓励员工实践优良文化要求。例如，负有组织制定某项规章制度职责以外的营销或管理人员，如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制定议案的；对规章制度征求意见稿经常提出修改建议并被采纳的；对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经常向总行提出修改、完善等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的，理应受奖。这是在规章制度规定的考核指标以外，为全行甚至是行业发展奉献个人宝贵经验。本质上，规章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传承经验。佛教宗师星云有言，将自己的技术、才能、经验传授给人，实在是功德无量。
　　（三）规章制度以处分措施捍卫优良文化。对企业而言，规章制度不是万能的；然而，没有规章制度又是万万不能的。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有一句名言：“人们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诱惑太少。”《没有借口》也指出，不管你有多么优秀，训练方法如何先进，都得有严厉的规章制度加以保证。在商场的残酷竞争中，没有切实有效的规章制度、纪律和规定，以及员工们配合遵守，就无异于自杀，这是任何一个公司不可动摇的铁律。因为必要的规章制度，可以遏制与优良企业文化相悖的不良行为，消除影响优良企业文化形成的各种消极因素。企业文化与规章制度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规章制度除了规定奖励措施外，还规定纪律处分措施，以捍卫优良文化。否则，就如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所揭示的“破窗效应”：“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物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种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小破坏带来大灾难。所以，比较规范的规章制度或制度体系都规定或包含了纪律处分措施。
　　总而言之，有企业的地方就有企业文化，至于有什么样的文化，则另当别论。而银行的行业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培育优良的银行文化。企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多种多样，而“规章制度执行难”则是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面临的难题。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大力培育优良的银行文化，有利于促进银行规章制度建设。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银行文化建设还是规章制度建设，依法合规非常重要，也是两者共同的核心要求。其实，遵守银行规章制度，就类似遵守交通法规，别把违章不当回事，发生交通事故，悔之晚矣。依法合规不仅是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要求，更是对广大员工合法权益的一种强制性保护。


【作者简介】张在祯，男，1962年生于山东省青州市。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1988届法学学士、1993届法学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专业委员会仲裁员，上海银行总行合规部副总经理。业务专长：担保业务、信贷合同、存款业务、银行法务、金融立法和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建设。


上海银行合规部 张在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