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网络对我国立法形式民主的影响

肖寒.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610041）

内容提要：立法民主包括了立法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面对日益发展的计算机网络对我国立法的影响逐渐扩大，网络在立法形式民主方面同样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 立法 形式民主

一、立法形式民主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与国家形式和政治制度相联。“其精神内涵和基本要求就是实行立法民主，即立法只有体现民情和顺应民意才具有合法性基础和正当性前提，人民是立法真正意义上的原动力，一切立法权属于人民而且源于人民[1]。”要体现民情和顺应民意，要体现立法权源于人民并归属于人民，就需要立法民主的存在，因此立法民主成为保障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一。而立法民主包括了立法的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立法形式民主指立法的民主化，即“人民通过怎样的形式行使立法权并在所立之法中表达意愿和实现民权，立法者怎样在立法过程中贯注人民民主的精神和实践立法民主的思想”[2]。形式民主是实质民主的载体，是立法民主的运作方式及外部形态,形式民主是实现立法民主的保障。
立法形式民主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互联网络的出现为公民参与立法过程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方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5年7月底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了1.03亿。换句话说，每1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网民。网络对我国立法形式民主的影响也显现出来。
二、网络对立法形式民主的积极影响
我国自1995年5月加入国际因特网之后，因特网的应用也日渐广泛深入。立法机构也开始利用因特网公布其立法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04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政府在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时利用因特网公布其草案，而且让公民通过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征集民意的网站提交公民个人的意见[3]。立法机构把已经起草完毕的法案初稿通过网络交由民众评说。200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利用互联网公布《物权法》草案，同时通过中国人大网收集全国各方面的意见[4]，而且三次《物权法》草案均予以公布。随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物权法》制度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立法程序的公开与透明化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发展，为公众直接参与‘公务’带来、创造和提供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可能性以后，现代民主国家实行的就不再是纯粹的代表制民主或仅以公众参与作为补充的代表制民主，参与制民主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地位将越来越重要。[5]”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公民将可能通过网络手段直接参加立法起草，或者由民众修改甚至预表决法案。
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其他活动除法律规定的以外，都应当是公开的。立法机关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相关活动的，而且立法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其制定的法律要反映和体现人民的利益，其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其一切活动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立法机关必须代表人民进行立法活动，但是它与人民的联系是通过占人口极少数的人民代表来实现的，代表们是怎样代表人民的，这就需要有了解和监督的渠道。通过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公开立法程序，使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逐步透明化。
（二）立法技术的科学化
对立法机构而言，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网络系统，拥有强大的的计算机软件，硬件配置和良好的网络安全措施之后，立法技术会更加科学化。立法形式民主会拥有强大的科学技术支撑。立法机关可以有效地利用因特网发送和接受信息，这样也就创造一个了透明化的环境，由于网络通讯技术的快捷和高效，通过广泛的交流和评议，能够促进问题的深入和共识的形成。立法机关可以不但可以利用网络与更多的公民交流，而且可以通过网络向公民发布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就某项立法主题设立专门主页，下分若干小专题，供民众查询和发表意见；也可用此方法向公众进行专门的实证问卷调查，以取得量化的分析数字。
（三）立法信息的丰富化
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因特网参与到立法程序之中，提交意见，作出评议。任何人只要能接触到因特网都可以发表意见，立法参与者的数量可能会大大增加，通过网络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讨论中来，任何人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发表意见，这样不但会有很多政见得到表达，而且立法信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长起来。丰富的立法信息能够更好更多的反映社会问题，反映民情民意，给立法机关大量的建议和批评会给实现立法形式民主以更多的动力。
三、网络对立法形式民主的消极影响
网络对立法形式民主具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电子网络日益普及，在某种程度上会对立法形式民主带来消极的影响，网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过度依赖网络对实现立法形式民主有害而无益。
（一）形式平等的难以实现
以今日中国而言，城市和农村的计算机普及率便不同，城市居民的意见和农村居民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城市人口少于农村人口，但计算机人均拥有量却高于农村。这样采集来的民意就自然不具有合理性，民主更无从谈起。截至2005年6月30日，中国的上网计算机数达到了4560万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5.6％。但是大部分计算机都集中在城市。[6]都因为家庭收入、居住地等问题的存在，就产生了接近因特网机会上的差异。哪些人参与了而哪些人又代表了谁？这些意见是否是真实的？“事实上，参与者代表性扭曲的疑虑，在传统参与中就已经存在。[7]”网络中的立法参与除了无法上网者参与的形式平等问题以外，还存在同样是能够上网者，有没有一部分人没有参与或参与不足而另一部分人参与过度的问题。公民中积极的分子和非积极分子对于立法的态度是不同的，就是说公民中有人对政治和立法的等活动有参与的积极性，而同时在公民中存在不积极的部分；所有的公民无法都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参加到立法活动中来的公民本身又存在着利益分化。
（二）立法形式民主的实现成本高
网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需要计算机网络的大面积普及，需要计算机软硬件设施达到一定的要求，以目前计算机市场价格计算，配置一台能够基本满足上网需求的计算机成本大致在2500－3000元（人民币）左右。这对于社会的部分成员而言还不是个低成本。一些低保人员、下岗工人每月只有100－200元左右的生活费[8]。如果要让更多的公民通过网络有参与立法的机会，整个立法形式民主的实现成本无疑会大大增加，而且面对网络中扑天盖地的立法信息，一一浏览便需要大量的人员和大量的时间，立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将会降低。笔者这里并不是在倡导要实现立法的直接民主，这里提到的问题在间接民主实现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在间接民主参与者中，网络普及的成本也应当考虑。
同时立法草案是要在网络上公布，而且要让更多非专业的民众理解立法，在立法语言表达方面就会有新要求。完全是出自专家之手，或只有业内人士才能看懂的草案在网络上公布，公民难以理解，会导致公民对立法参与的排斥。要制定简明而又通俗易懂的立法草案，并附以大量的通俗化解释，在网络中解答大量的疑问，这一工作也会增大立法形式民主的实现成本。
（三）立法形式民主受网络问题的制约
法律发展是难以跟上科技进步的速度与社会变迁的轨迹，二十世纪这短短的一百年，无线广播、录音机、录放影机、计算机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发明和高速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发展面貌，但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负面影响。电脑病毒、垃圾信息、黑客，无时不缠绕在网络之中，这些网络自身存在的问题都会对通过网络进行的立法活动带来影响，有时候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而网络依赖于计算机、电话、电力，不可避免的存在变化因素、技术故障、能源问题等等，使得这些网络问题成为立法形式民主实现的隔绊。

参考文献：
[1] 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191.
[2] 周旺生主编：《立法研究》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191.
[3] 参见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征集民意网站网页：http://www.bjrd.gov.cn/suggest/index.htm.
[4] 参见中国人大网站：http://www.npc.gov.cn
[5] 姜明安：《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p36.
[6] 参见：互联网正在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新华网，2005年9月1日
[7] 叶俊荣：《电子化政府、新民主及行政程序》，载于台湾行政法学会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p646.
[8] 参见：金鑫，徐晓萍著：《中国问题报告》（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p339.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１５１号



　　《杭州市渔业资源保护和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任保兴
　　　　　　　　　　　　　　　　　　　　　　　　　　　
二０００年五月八日

　　　　　　　　　　　杭州市渔业资源保护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保障渔业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生产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浙江省渔业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杭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江河、湖泊、水库、外荡等自然水域和增（养）殖水域，从事渔业生产经营及其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的渔业管理工作。区、县（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外行使渔政监督管理权。


　　第四条　本市对渔业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跨区、县（市）的渔业水域，由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共同组织管理，或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毗邻渔业水域界限不清或有争议的，由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协商划定渔业生产管理区域线或划定叠区、共管区，协商不成的，由市人民政府裁定。


　　第五条　各级公安、工商、环保、交通、水利等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助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做好渔业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发展养殖业应坚持谁投资、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保护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对开发荒芜水面、滩涂，从事养殖业以及培育、推广优良品种和新技术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在资金、物资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和优惠。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每年应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钱塘江、富春江水域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八条　对商品鱼养殖基地应严格限制征用。确因建设需要，经批准征用的，建设单位应按照“占多少、建多少”的原则，向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新鱼塘开发建设费。
　　新鱼塘开发建设费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专款专用于新鱼塘建设、现有鱼塘的改造和渔业开发。


　　第九条　本市自然水域和增殖水域内渔业资源的主要保护品种及最低可捕标准：
　　（一）鱼类：青鱼１５００克，草鱼、鲢鱼、鳙鱼７５０克，鳊鱼、鲂鱼、鲤鱼５００克，鲻鱼、梭鱼、鳗鱼２５０克，鲴鱼、鲫鱼 １５０克；
　　（二）虾、蟹类：青虾２．５厘米，河蟹１００克；
　　（三）蚬类：黄蚬２．５厘米；
　　（四）其它类：中华鳖２５０克。
　　小于上述可捕标准的为幼体。各种作业应主动避让幼体体群，捕获的幼体应主动放回水域。
　　千岛湖水域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水域特点和资源状况，增加最低可捕标准的品种或提高上述品种的最低可捕标准。


　　第十条　常年禁渔区、禁渔期和禁捕品种：
　　（一）常年禁渔区
　　新安江、富春江水域：新安江大坝至白沙大桥。
　　钱塘江水域：桐庐分水江大桥至分水江口；富阳镇南门至富春江第一大桥；闻堰高架铁塔至轮船码头；钱塘江大桥上下各１０００米。
　　（二）禁渔期
　　富春江水库和钱塘江水域每年四月一日到九月三十日禁止捕捞河蟹。
　　钱塘江大桥以下水域每年五月一日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禁止捕捞鳗鲡苗。
　　富春江水库和钱塘江水域每年二月一日至七月十五日禁止使用大牵网作业。
　　（三）禁捕品种
　　鲥鱼、长吻危、克氏光倒刺巴、白肌银鱼、子陵鱼、东方屯。
　　钱塘江大桥以上水域禁止捕捞鳗鲡苗、鳗鲡种、蟹种。
　　除前款规定的禁渔区、禁渔期和禁捕品种以外，水域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另行规定禁渔区、禁渔期和禁捕品种，并报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各禁渔区、禁渔期由水域所在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禁渔标志。
　　钱塘江水域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禁渔标志。


　　第十二条　禁止在自然水域和增殖水域使用下列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渔具和捕捞方法从事捕捞作业：
　　（一）使用电力、鱼鹰捕捞的；
　　（二）使用爆炸物品、毒饵捕捞的；
　　（三）在鱼类洄游通道设置断江捕捞的；
　　（四）利用水位落差搭建各种围坝、围堰等设施捕捞的；
　　（五）使用密网（网目在２．５厘米以下的，下同）、滚钩、板罾网、虾笼、底拖网、定置网、夹网、沉箱等禁用渔具的。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禁用渔具和捕捞方法。


　　第十三条　因特殊需要，在禁渔区、禁渔期捕捞，或者使用禁用渔具、捕捞方法捕捞，或者捕捞禁捕品种以及有重要经济价值水生动物的，必须向所在地的区、县（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并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使用引进、更新的渔具和捕捞方法的，须经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鉴定认可后，方可使用。


　　第十四条　禁止制造、销售规格不符合标准的渔具和禁用渔具。


　　第十五条　在鱼、虾、蟹等水生动，物洄游通道筑坝、建闸，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建造过鱼设施，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严禁在闸坝上下拦网捕捞。在鱼、虾、蟹洄游季节，闸坝管理单位应适时开闸纳苗。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鱼、虾、蟹、贝幼苗的重点产区直接引水、用水的，应当采取避开幼苗的密集期、区或设置网栅等保护措施。


　　第十六条　兼有调蓄、灌溉、发电等功能的中小型水库的渔业水域，水库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确定渔业生产所需的最低水位线。因特殊情况确需在最低水位线以下用水的，须经水库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并采取补救措施。
　　富春江电站在每年的４—７月份，应保持一定的流量，维护富春江七里泷大坝以下钱塘江渔业水域的自然生态环境。


　　第十七条　严禁在禁渔区、禁渔期和鱼类的洄游通道从事采集黄沙或进行水下爆破、施工等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活动。
　　在其他渔业水域从事采集黄沙或进行水下爆破、施工等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活动的，作业单位应予以经济补偿。


　　第十八条　鱼类原种、良种和苗种的选育、生产、经营和管理按农业部《水产种苗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从国外引进或向国外输出水产种质资源的，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经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审核，报国务院渔业行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渔业资源再生规律，按不同作业水域、作业类型、捕捞品种制订规划，核定渔业捕捞许可证发放数量，严格控制捕捞强度，取缔灭绝性的捕捞活动。


　　第二十一条　凡在自然水域和增殖水域从事渔业捕捞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户籍所在地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领渔业捕捞许可证，并按照捕捞许可证规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进行作业。


　　第二十二条　富春江七里泷大坝以下钱塘江渔业水域的渔业捕捞许可证，由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发证数量，委托水域所在地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发放。
　　跨区、县（市）从事捕捞作业的，凭所在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证明，向作业水域所在地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领临时捕捞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禁止买卖、出租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涂改、伪造捕捞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禁止经营国家和省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和其他违禁渔获物。
　　养殖国家和省级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的，须经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实行定点养殖和销售。


　　第二十五条　向渔业水域排放污染物的单位、船舶和个人，应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规，保证渔业水域的水质达到渔业水质标准。
　　禁止任何船舶向渔业水域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废弃物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渔业水域环境。
　　从事浸麻、洗麻等生产活动和因卫生防疫、防治病虫害需要向渔业水域投注药物，影响渔业水域环境的，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第二十六条　严禁在鱼类的产卵场、越冬场、索铒场、洄游通道、禁渔区以及商品鱼养殖基地等重要渔业水域，建造污染严重的厂矿企业和排污口。已建的排污口和污染严重的企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标准的，应进行治理，使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或者地方标准。


　　第二十七条　凡向渔业水域排污造成渔业水域污染或死鱼事故的，由所在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调查处理。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事故发生地的环境保护部门通报事故处理情况。


　　第二十八条　凡从事渔业生产经营及其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等渔业规费。
　　渔业规费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征收，实行财政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于渔业资源的增值、保护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使用毒饵从事捕捞作业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由其他有关部门予以处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