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法国行政审判组织比较分析

作者:丛彦国

英国和法国分别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二者的法律体系和法院体制有着显著的不同，特别是在行政法和行政审判组织上，为了深刻的分析和比较两国的行政审判组织，本文从历史和现状这两个层面进行阐述，进而分析其内在的形成因素，这对于进一步研究这两种类型的行政审判组织的合理性会起到一些作用，也会对我国进一步完善自身的行政审判组织有一些作用。
一、 英国、法国行政审判组织的概况及其区别
英国的行政审判组织是以普通法院为主导的，包括隶属于普通法院的行政裁判所。英国的普通法院大致可以分为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中央法院分为最高法院、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和上议院；地方法院分为治安法院和郡法院。其中最高法院由高等法院（内设有王座分院、大法官分院、家事分院），上诉法院和皇家法院组成。[1]
如果从审理案件的程序来划分普通法院，可以把其分为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两个体系。英国普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一般的民事程序，即行政案件是由民事系统的法院管辖的。民事系统的法院按审级可以分为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院民事庭和上议院四个审级，但并非每个审级的法院对行政案件都享有管辖权，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如果对王座分院的判决不服，可以向上诉法院民事庭提出上诉；如果对上诉法院民事庭的判决不服，还可以上诉到上议院。至于英国的行政裁判所，是其普通法院相对低效率的代替物。[2]根据英国的实践，可以分析出行政裁判所的性质是由议会设立的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是普通法院的补充，而不是行政组织。
法国的行政审判组织与英国有着明显的不同，是与普通法院平行的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对绝大多数的行政案件进行审理，其判决是终审判决，不能再向普通法院提起上诉。但是，行政法院也不是审理一切行政案件，有些与行政有关的诉讼，如涉及个人自由、私人财产等某些方面，是由普通法院管辖的。
法国行政法院按其管辖的不同，可以分为专门行政法院和普通行政法院。前者只对特定的行政事项有管辖权，如审计法院、财政法院等。后者的管辖范围广泛，凡是不由专门的行政法院管辖的争议，都由其管辖。
普通行政法院有最高行政法院、上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法庭和行政争议庭四种。最高行政法院在法国的行政制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咨询机关，又是最高行政审判机关，是全部行政法院共同的最高法院。上诉行政法院是根据1987年的《行政诉讼改革法》而设立的，旨在减轻最高行政法院的负担，分担最高行政法院大部分上诉审的管辖权。[3]地方行政法庭是法国本土和海外省的地方行政诉讼机构，而行政争议庭是在没有建省的海外领地的行政诉讼机构，二者都是普通行政法院。行政法庭的判决根据性质的不同，分别上诉到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英国的行政审判组织，不管是普通法院，还是行政裁判所，都属于司法机关。而作为法国行政审判组织的行政法院，是与普通法院并列的，二者互不隶属，行政法院自成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所以，法国存在两大系统的审判机关，前者是普通法院，后者是行政法院，二者有着不同的审判管辖权。
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享有行政审判权的英国的普通法院和法国行政法院，有必要考察它们的形成过程。
二、 英国、法国行政审判组织的形成
英国行政审判组织产生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普通法取得和控制行政审判权的过程，也就是说普通法院享有对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权。这是来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和法治原则的要求，同时又是历史经验的产物，而非理论的产物。[4]
在英国历史上，在地方起各种行政管理作用的治安法官，受到巡回法院的法官的监督。巡回法官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传达国王发布的命令，处理违法和渎职行为。都铎王朝时期，枢密院加强了其上诉活动。而枢密院的上诉活动是通过星座法庭来行使的。星座法庭可以对不服从治安法官的人予以惩罚，有权谴责治安法官或自己取而代之。1642年星座法庭被废除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取消了枢密院的很多权力。这样，中央对治安法官的监督完全由普通法院来承担。此时普通法院中的王座法庭乘虚而入，通过法庭实行行政控制的时代开始了。[5]王座法院发布强制令、调卷令，并且采用其他救济手段。任何一个希望对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以及其他当局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济。此时，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审判组织就产生了，这就是高等法院中的王座法庭（又称王座分院）。
法国行政审判的产生过程，就是行政法院的形成过程，最重要的就是最高行政法院的确立过程，最高行政法院创建于1799年，称为国家参事院。国家参事院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旧制时期的国王参事院。国王参事院是辅助国王统治的机关，行使国王所掌握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可以向国王提出意见，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力。在司法方面，国王参事院掌握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的最后审判权力。拿破仑仿效国王参事院，设立第一执政的顾问，以顾问资格向第一执政提出解决行政争议的建议。因此，国家参事院在行政诉讼方面的裁决权力是行政国家元首所保留的权力。在1806年，国家参事院成立一个诉讼委员会集中执行行政争议裁决职务，自此，行政争议的裁决和咨询职务分开。诉讼委员会的成立是行政审判向专业化和独立化发展的开端。1872年的法律规定参事院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独立作出裁判，而不是行政国家元首所保留的审判权。这对于国家参事院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享有了法律上的审判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行政法院。1889年最高行政法院以判例的形式推翻了起诉前要先向部长申诉的限制，最终确定了最高行政法院的独立性。
三、 英国、法国行政审判组织的形成因素及其比较
法国之所以建立行政法院作为其行政审判组织，是基于大革命时期对三权分立原则的理解和对司法机关的普通看法。[6]这与前面提到的英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国的司法机关和法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同
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大陆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司法非常黑暗，法国则是其典型。当时，巴黎最高法院为贵族所把持，是一个反对任何改革的顽固封建堡垒。它除了拥有司法权外，还有一项重要的特权，即国王的敕令在公布前须登记。它 常常利用这项权力维护封建特权，反对革命。因此，掌握在封建势力中的法院和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行政部门之间矛盾激化。[7]从而，行政部门和法院之间渐渐产生了互不信任关系。如果国王向全国实行较开明和进步的法律，法院要么拒绝适用，以与新法的宗旨相对立的立场来解释新法；要么就阻碍官员们实施新法，民众对司法机关和司法权存在着普遍不满的思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制宪会议为了避免法院对行政的干扰以及削弱法院的作用和影响，因而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所以，在当时的法国，对行政的监督是不可能由司法机关来承担的。
英国法律具有原生性，普通法是由威斯敏斯特法院发展起来的，英国的法官有着很高的声誉。以普通法院大法官科克为代表的一批英国法官，不顾自身安危，敢于和专横的王权斗争，[8]这获得了人民的普遍信任和尊敬。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普通法院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最有利的工具。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普通法院和议会结成同盟与国王斗争，在1642年废除了星座法院和除大法官法院以外的其他特权法院。由于星座法院的不良影响，特别的行政法庭在英国人来看，是行政机关专横权力的象征，因此反对设立特别的裁判机构。同时，英国不存在对于法官和司法干涉行政的恐惧。另外，普通法院也的确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司法机关，没有必要在此之外另设新的司法机关。所以，英国的普通法院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司法审查权，成为行政审判组织。
（二）两国对行政法的看法以及对法治原则和分权原则的理解不同
上面提到了英国的普通法，其特点就是不严格区别公法和私法，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支配，受同一法院管辖。基于此，在英国传统法学中没有行政法这一部门法，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观念。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认为，行政法是法国保护政府官员特权的法律。在这种体制下，调整政府和公民的关系的法律规范与调整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不一样的，相对应的是由两种不同的法院系统来管辖。前一体系给予政府官员特别保护。这是违背法治原则和破坏自然公正，在英国不能存在。[9]总之，戴雪认为行政法对英国人的法治、普通法和宪法自由而言，都不相容。
但是，英国并不是像戴雪所断言的那样，根本没有行政法，相反，英国行政法有过很长的历史，但以现代的形式出现却是17世纪下半叶的事，现在英国行政法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原理原则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10]实际上，行政法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依法行政，这也是法治原则在行政法上的直接体现。依法行政这一法国行政法中的核心内容，因戴雪反对行政法的观念而没能成为英国政府的行政原则，但却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司法审查，也就是普通法院对行政的监督和控制。
首先，英国的司法审查是建立在越权无效原则基础上的。英国学者对越权的解释非常广泛，适用范围很宽，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违法情形。[11]其原因要源于英国对法治原则的理解。英国的法治原则有四层含义：第一，“任何事件都必须依法而行。将此原则适用于政府时，它要求每个政府当局必须都能够证实自己所做的事是有法律授权的，几乎在一切场合这都意味着有议会立法的授权”；第二，“政府必须是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第三，“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第四，“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12]从中可以看出，英国法治原则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即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或者说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其严格的法律依据。
其次，法治要求有由议会制定的一整套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规则，而法院运用这些规则来对行政进行监督和控制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以，法治要求法院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另外，法院还必须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样才有能力和资格裁判有关政府行为是否合法，这也体现了自己不能成为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法律观念。
最后，尽管政府有着很大的权力，但是在法律面前，政府与每一个公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政府应当守法，不许越权，否则就会遭到法院的司法审查。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英国行政法最核心的含义就是“它是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13]
法国大部分学者在其著作中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活动的公法”。[14]法国与英国不同，其属于大陆法系，大陆法系的法学家认为法律可以分成公法和私法两种不同的法律规范。用以调整私人之间的规范不能机械地适用于涉及到国家或公共机构的关系，而真正适合的可能是其他规范，这些规范就构成了行政法。而且法国行政法的存在仍是造成法国法区别于英国法的重要因素，法国行政法与英国行政法是很不相同的。法国行政法包括了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整个领域：它涉及了财产法，例如征用土地，土地管理和城市发展规范；它还涉及到契约法，例如被委托提供公用事业的私人企业的义务和缔结行政合同的程序；它还涉及到侵权行为法，例如国家因为行政法规对个人造成不公正的损害所产生的责任等等。而在英国，按照惯例，这些应该分别由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来加以规范和调整。
我国学者王名扬认为，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期，在处理法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上所运用的分权原则，就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相互独立，普通法院不能干涉行政，因此不能审理由于行政事项而发生的诉讼。[15]对分权原则，法国人强调权力的制约，认为权力分立就必然要求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也不能审查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
实际上，分权学说本身与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没有必然的联系。行政诉讼也是一种诉讼，一切诉讼的审理和裁判都应属于司法权的范围。根据分权原则，应当由普通法院来管辖，行政机关则不能享有司法审判的权力。尽管行政诉讼与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密切相关，但是行政诉讼的本质并不是行政权力的运作。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对分权原则的这种理解使其认为行政诉讼就是行政本身，所以禁止普通法院干涉行政，也就是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为了保证行政权的完整性，法国在行政系统内部设置了一个行政法院系统，并赋予其很大的职权，行政系统成功地从自身发展中创建了一套特别的监督和控制行政权的机制。这一机制是由行政发展而来，但却有着高超的法律技术。英国人也承认法国行政法院成功地对行政部门实施了真正的司法控制，提高了行政水平。它们完全是公正、客观的法院。[16]
总而言之，由于英国和法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在法院和法官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存在差异以及两国对法治原则和分权原则的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行政法律制度。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普通法院还是法国的行政法院，都以自己的特色成功地调整着行政诉讼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 参见韩大元：《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2] 参见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3]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页。
[4] 参见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
[5] 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6] 参见姬亚平主编：《外国行政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7] 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8] 参见李龙主编：《西方宪法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9] 参见[英]戴雪：《英宪精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414页。
[1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
[11]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12] 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7页。
[13]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4] 同上，第13页。
[15]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页。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关于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7〕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关于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关于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
“普九”债务试点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农村推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下简称“普九”）制度，并由此产生了相当数额的债务。近年来，一些地方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积极开展化解“普九”债务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由于“普九”债务跨越时间长、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化解债务工作总体进展缓慢。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的不断推进，“普九”债务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清理化解乡村债务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6〕86号）的有关精神，为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探索化解乡村公益事业债务，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经国务院同意，在总结一些地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部分省（区）开展清理化解“普九”债务试点。现就做好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试点的范围和目标
　　根据各地“普九”债务清理核实情况和近几年自行化解试点情况，并考虑各地的财力状况，确定在具备条件的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宁夏、贵州、陕西、甘肃等省（区）以省（区）为单位开展清理化解“普九”债务试点。各试点省（区）人民政府要抓紧制订试点实施方案，尽快报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审批后组织实施。其他省（区、市）可在对“普九”债务进行全面清理核实锁定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选择2－3个县（市、区）进行化债试点，试点实施方案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批，报工作小组备案。
　　各试点省（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制止新债、摸清旧债、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解”的总体要求，在严格制止发生新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基础上，从2007年12月起，用2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普九”债务化解工作，同时建立起制止发生新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稳定机制；在此期间，已完成或基本完成“普九”债务化解的，可着手化解农村义务教育的其他债务。
　　二、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谁举债谁负责。按照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省级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县级人民政府为主实施的管理体制，“普九”债务的化解试点工作主要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县级人民政府具体实施。
　　（二）先清理后化解。在全面摸清“普九”债务底数的基础上，锁定债务，明确责任，结合实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确定化债的优先顺序，逐步化解。
　　（三）先化解后补助。为调动地方化债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实行先化解后补助的办法，对已经化解“普九”债务的地方给予补助，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适当兼顾东部地区。未在规定期限内化解相应债务的不予补助。
　　三、“普九”债务的界定及偿债资金来源
　　“普九”债务是指各地以县为单位推进“普九”工作，至通过省级“普九”验收合格期间发生的债务，主要包括教学及辅助用房、学生生活用房、校园维修建设、教学仪器设备购置等与学校建设直接相关的债务。至今仍未通过“普九”验收的县，债务计算时间截止到2005年12月31日。
　　试点省（区）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可靠的偿债资金来源。可从以下渠道筹集偿债资金：一是统筹安排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以及中央财政给予的化解“普九”债务补助资金；二是从地方征收且作为地方收入的城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及其他基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偿债；三是进一步整合地方现有教育专项资金；四是通过盘活闲置校产筹集偿债资金；五是通过统筹有关非税收入途径筹集偿债资金；六是社会和民间自愿捐资赞助的偿债资金。鼓励有条件的乡镇积极筹资用于偿债。省级财政要加大对财政困难县化债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
　　为保证偿债资金安全可靠，各地不得借新债还旧债，不得向农民摊派，不得挤占挪用其他必保的专项资金，不得影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进行。各级财政用于化解“普九”债务试点的支出应在预算中单设科目、单独反映，不作为预算安排教育正常支出的基数。
　　四、试点工作要求
　　（一）摸清底数，锁定债务。要坚持程序公开、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由县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审计等机构，认真开展“普九”债务的清理核实工作，逐笔审定，剔除不实债务，锁定实际债务，并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试点省（区）要对县（市、区）上报的“普九”债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核和认定。要按照举债主体、债务来源、债务用途对债务进行分类，严格划分县乡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等单位的责任，将审核认定的债务从学校剥离出来，交给当地政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普九”债务的清理、核实、锁定等有关工作。
　　（二）制订方案，抓紧实施。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制订化解“普九”债务试点实施方案，分清化债责任，明确化债资金来源和工作进度，拟定化债计划。试点实施方案获得批准后，要尽快启动化债试点。
　　（三）突出重点，分类处理。要区分轻重缓急，优先偿还对教师、学生家长等个人和工程业主的欠债。试点省（区）的地方国有农场、林场等所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九”债务纳入化债试点的范围，具体实施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中央直属农场、林场所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九”债务化解试点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订。
　　五、试点工作保障措施
　　（一）坚决制止发生新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试点省（区）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对涉及农村义务教育的建设项目应由县级人民政府通盘考虑，确需建设的项目要用政府财政资金解决，不留缺口。对学校各项预算支出严格审核，对超标准、超预算和没有资金保障的建设项目与投资不予批准，严格控制学校的公用经费支出，严禁将用于偿还“普九”债务的资金挪作他用，严禁超标准发放教职工津贴补贴。
　　（二）建立健全债务监控体系。试点省（区）要在做好清理核实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债务的来源和用途，逐笔登记造册，建立债务台账和债权债务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和定期报告制度。同时，要研究探索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有关办法。
　　（三）实行债务控管领导责任制。试点省（区）要按照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积极推进教育综合改革，正确处理教育发展与财力可能的关系，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得超越自身财力可能借债搞建设、上项目，对不切实际的指标要进行相应调整，引导学校适度、健康、规范发展。要建立农村义务教育新债责任追究制度，并将农村义务教育借新债和清理化解旧债情况作为对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对盲目搞建设、上项目、借新债的学校和部门，要追究有关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视情节轻重和数额大小，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并依法追究其经济和行政责任。
　　（四）建立化债激励机制。中央财政按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人数、地方财政状况等客观因素，并综合考虑试点省（区）“普九”债务负担及化债试点完成情况给予适当补助。具体补助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订。
　　（五）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为确保偿债资金的规范、安全和有效，财政、教育、农业、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建立起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检查和抽查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和制约机制。要严明工作纪律，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套取补助资金、造成资金损失及产生新债的行为，除追回补助资金外，还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六、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
　　做好清理化解“普九”债务试点工作，对维护农村中小学的正常教学秩序，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顺利进行，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消除农民负担反弹隐患，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试点省（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站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立足社会稳定和教育发展的大局，充分认识化解“普九”债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试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强化组织领导，建立领导责任制和部门分工负责制，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明确目标任务，精心组织实施，深入基层加强指导和协调，及时解决化债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并继续稳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确保“普九”债务化解试点工作顺利进行。未进行全省（区、市）试点的省（区、市）要进一步做好各项基础工作，加强调研，注意总结局部试点经验，完善有关政策措施，为今后在全省（区、市）推开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