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及其思考

高 ?*


内容提要：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便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因素与思维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在法文化传统产生之时，自然环境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法文化的动态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生产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根本性变革都将带来法文化的巨大变动。今日中国面临的是三因素同时经历根本性变革。这就是今日中国法文化所面对的充满挑战的处境，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 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 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 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强财产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

保监发〔2008〕107号


各财产保险公司，各保监局：

　　为规范财产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业务，强化对财产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以及保监会有关规定，现就加强财产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业务管理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财产保险投资型保险产品（以下简称“投资型保险产品”），是将保险功能与资金运用功能相结合的保险产品，是财产保险公司将投保人缴纳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的投资金用于资金运作，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计提保险费、承担保险责任，并将投资金及其收益支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产品。

　　前款所称投保人、被保险人应是自然人，不得为法人。

　　二、投资型保险产品分为预定收益型投资保险产品（以下简称“预定型产品”）和非预定收益型投资保险产品（以下简称“非预定型产品”）。

　　预定型产品是指在保险合同中事先约定固定的或浮动的收益率，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履行完毕时，将投资金及其约定的资金运用收益支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或者在保险合同解除或终止时，将依照合同约定计算得出的返还金额支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保险产品。

　　非预定型产品是指在保险合同中不事先约定投资金收益率，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履行完毕、解除或终止时，依照保险合同约定的计算方法，将投资金及其实际的资金运用收益（亏损）支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保险产品。

　　三、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投资型保险产品，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公司持续经营3个以上完整的会计年度，最近3个会计年度盈利和亏损相抵后为净盈利；

　　（二）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具有完善的业务管理、财务管理、单证管理、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和网络安全运行规章、信息披露管理等各项制度，以及完善的内控组织架构和实务操作流程等；

　　（三）公司最近3年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四）公司没有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相关整改期间；

　　（五）公司在最近连续4个季度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应高于150％；

　　（六）公司设有独立的资金运用管理部门，建立了完善的资金运用管理制度、风险控制管理制度；

　　（七）保监会要求具备的其他条件。

　　四、投资型保险产品可使用规模与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150%以上的溢额挂钩，其溢额应大于预定型产品应计本息余额的4%加上非预定型产品应计本息余额的1%之和。

　　财产保险公司上季度末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150%时，保险公司应立即停止投资型保险产品的销售，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情况及采取的措施报告保监会。

　　五、经营投资型保险产品业务的财产保险公司应合理分配公司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协调投资型保险业务与保障型保险业务的发展。

　　六、财产保险公司应对其申报的每一个投资型保险产品分别设定从销售开始到结束的销售期限和销售区域。销售期限一般不得超过2年，销售区域应仅限在县（不含县）以上分支机构。

　　七、财产保险公司在投资型保险产品开发过程中，应充分协调产品、精算、资金运用、法律合规等相关业务部门的力量。申报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的条款应符合《保险法》及保监会相关管理规定，并列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金额、保险赔付的申请与给予等内容。

　　预定型产品的保险条款中，除上款所应列明的内容外，还应列明收益率的约定方式、计算收益的公式和方法，以及保险合同解除或终止时计算返还金额的方法。

　　非预定型产品的保险条款中，除应列明第一款规定的内容外，还应包括：产品风险警示，产品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产品认申购费用，产品管理人、产品托管人报酬的保险服务费、托管费的提取、支付方式与比例，与产品资产管理、运用有关的其他费用的提取、支付方式，保险费率及保险费的计提方法，资金账户的估值方法，产品收益的分配原则、执行方式，个人账户的建立、个人账户价值的计算方法和个人账户价值的申领手续。

　　八、财产保险公司应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出发，审慎、合理的设定预定型产品的满期收益率。

　　预定型产品的收益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的80％。同时，从防范风险的角度考虑，中国保监会可规定申报产品的最高收益率，保险公司也可报经中国保监会核准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非预定型产品不得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诺收益或变相承担损失。

　　九、财产保险公司应根据投资型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合理厘定保险费率，安排相关再保险，计提责任准备金。投资型保险产品发生保险赔案时，保险公司应做好保险事故的查勘定损工作，并按条款规定及时赔付。

　　十、投资型保险产品由保险公司总公司制定和修改，并报送保监会审批。保险公司报送审批时，除提交《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规定的材料外，还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客户手册；

　　（二）宣传材料；

　　（三）拟定的销售期间、销售区域和销售规模；

　　（四）产品成本的情况。

　　预定型产品的成本说明材料应包括：保险费率、产品的满期给付收益率和银行代理手续费、业务管理费等各项费用的比例，以及据此计算得出的产品盈亏平衡点。

　　非预定型产品的成本说明材料应包括：保险费、管理费等各项费用的种类、比例以及计提方法。

　　（五）保险公司最近3年的整体经营情况；

　　（六）已有投资型保险产品销售的，已销售产品经营情况的报告；

　　（七）保监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十一、预定型产品的客户手册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产品简要介绍和特点；

　　（二）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

　　（三）业务办理流程和手续，包括报案、理赔、保险合同的挂失、变更、解除或终止等；

　　（四）公司情况简介；

　　（五）客户服务电话和公司联系方式；

　　（六）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特别是经济环境发生不利变动的情况下，保险合同履行完毕、解除或终止时，每份保单满期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和示例。

　　非预定收益型保险产品的客户手册除包括上述第（一）至第（五）项列明的内容外，还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投资风险警示和投资特点；

　　（二）投资的对象和范围；

　　（三）资金账户和个人账户信息披露的规定；

　　（四）投资金以及个人账户价值的申领；

　　（五）保监会要求的其他材料。

　　保险公司应制定详尽的客户手册，随同保险单一并交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

　　客户手册登载保险公司过往业绩的，保险公司应当特别声明，保险公司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保险公司管理的其他非预定型产品并不构成对该投资型保险产品表现的保证。

　　十二、财产保险公司应遵照保监会有关的财务、资金运用管理的相关规定，建立完善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的财务管理制度、资金运用管理制度和投资风险管控制度，建立健全的、专业化的投资管理部门和投资风险控制部门。投资型保险产品应实行单独建账、单独核算管理，不同投资型保险产品的账户设置、账簿记录等应相互独立。

　　财产保险公司应对投资型保险产品资金实行资产托管制度，投资型保险产品资产托管办法由保监会另行制定。通过银行销售的投资型保险产品，其投资应在3个工作日内划转到总公司专门的账户。

　　其中，对每个非预定型产品，财产保险公司应为其建立单独的资金账户，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并为每个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建立单独的个人账户。

　　十三、对非预定收益型保险产品，财产保险公司应在每个工作日对资金账户进行估值，计提相关费用并按期结转，计算资金账户的投资净收益和资产净值。

　　财产保险公司应在每个工作日计算个人账户的资产净值，并及时、准确地向非预定收益型保险产品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披露资金账户和个人账户的有关投资信息。保险公司应于每个工作日在营业场所、代销机构的营业场所、公司网站上公布非预定型产品前1工作日的产品净值和累计净值。

　　财产保险公司应于每个保险单年度结束后的20个工作日内，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寄送个人账户的年度报告，说明个人账户价值、资金进出等事项。

　　十四、当非预定收益型保险产品发生下列情况时，财产保险公司应在2日内编制临时报告书，并将以下内容予以公告：

　　（一）产品投资运用投资策略的改变；

　　（二）更换产品资金管理人和托管人；

　　（三）确定产品收益分配事项；

　　（四）申购或赎回费率及其收费方式发生变更；

　　（五）产品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计提标准、计提方式发生变更。

　　财产保险公司应于每季度结束后15日内编制完成非预定型产品季度报告。季度报告应包括产品概况、主要财务指标和产品净值表现、管理人报告、投资组合报告和产品份额变动。季度报告中的财务资料无须审计，但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审计的财务资料应注明“未经审计”字样。

　　财产保险公司每年3月31日编制完成非预定型产品年度报告。年度报告至少包括下列内容：重要提示及目录、产品简介、主要财务指标和产品净值表现及收益分配情况、产品管理人报告、产品托管人报告、审计报告、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产品持有人户数和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产品份额变动、重大事项揭示、备查文件目录等。

　　非预定型产品临时公告、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应至少登载在一种保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上。

　　十五、财产保险公司应建立专门的投资型保险产品单证管理制度。投资型保险产品的保险单应由总公司统一印制，并实行专人管理、专处存放。保险单的登记、领用、核销和归档应及时准确。

　　十六、财产保险公司应加强对投资型保险产品客户资源的综合管理，建立客户信息库，利用好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客户信息资源。保险公司对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客户信息具有保密义务，不得非法将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客户信息转移给第三方。

　　十七、财产保险公司不得委托未与其签订书面代销协议的机构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委托银行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应与其签订书面代销协议，约定支付手续费的比例和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银行销售的，保险公司应在审核代销机构传递的投保信息、确认款项到账后方可签发保险单。

　　财产保险公司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底前将总公司上一季度签订的代销协议汇总，报保监会备案；各分支机构签订的代销协议汇总应报当地保监局备案。

　　财产保险公司支付给代销机构的预定型产品手续费率，1年期产品不得超过0.8%，1年期以上产品年化手续费率不得超过0.5%。

　　十八、财产保险公司直接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应建立专业化的销售人员队伍和销售人员管理制度，并指定专门的部门对销售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和管理。

　　销售人员应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熟悉投资型保险产品的特点和业务办理流程，无违规和欺诈等不良从业纪录。

　　通过直接销售的，保险公司应在收到投资金后，方可签发保险单。在保险公司营业场所以外收取的投资金，应采取pos终端、转账支票等银行转账支付方式，不得直接收取现金。

　　十九、财产保险公司应建立专门的投资型保险产品服务电话专线，承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投保、索赔以及产品咨询服务工作。

　　二十、财产保险公司应建立应对投资型保险产品合同大量提前解除或终止情况的应急管理制度和处理办法。

　　在一个工作日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申请提前解除或终止某一投资型保险产品合同应退还的资金金额与该产品保险公司收入的资金金额之差，超过该产品资金账户余额10%的，属于保险合同大量提前解除或终止的情形。保险合同大量提前解除或终止时，保险公司应在2个工作日内向保监会报告。

　　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资金账户累计提前解除或终止合同比例达到或超过年初资金账户资产30%的，或者发生经营亏损的，保险公司自身难以扭转或可能发生严重危害保单持有人利益情形的，保监会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采取监管措施。

　　二十一、财产保险公司应于每年年底聘请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投资型保险产品的经营管理和资金运用情况进行审计，并于次年的4月底前将审计报告报送保监会。审计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财务、资产组合、投资损益的计算和分配、责任准备金的计提以及对产品经营管理情况的评价。必要时，保监会可临时要求保险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投资型保险产品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审计。

　　二十二、财产保险公司应保证报批材料和相关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出现报批材料和相关报告严重与实际不符，保监会将视情况停止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的销售。

　　二十三、财产保险公司不得变动经保监会批准的投资型保险产品及其销售区域、销售规模。在销售过程中，保险公司应将正式发布的客户手册和宣传材料向保监会备案。客户手册和宣传材料应由保险公司总公司统一设计格式、内容，各分支机构不得修改。

　　二十四、投资型保险产品准备金评估办法和投资型保险产品资产配置要求，由保监会另行制定。

　　二十五、财产保险公司应严控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定价风险，密切关注经济与金融环境变化对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影响，建立相关应急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当货币与资本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时，保监会将限制或停止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审批和销售。

　　二十六、保监会可以根据保险公司财务状况、偿付能力状况、风险管理能力和已有投资型保险产品的经营情况，对其申报的销售期间、销售区域和销售规模做出调整。

　　二十七、各保监局要加强对辖区内各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的监督管理，特别是产品手续费的备案工作。加大对该产品各类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为投资型保险产品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二十八、保险公司违反本通知规定的，保监会将依照《保险法》、《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罚。

　　二十九、本通知发布前经保监会批准销售的投资型保险产品，未满足本通知要求的，可以继续使用至2008年12月31日；经整改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经营管理条件和产品设计要求的，在报经保监会审查同意后，可以继续经营使用。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